【张立文】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

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应怎样？换言之，未来中国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预料和说清的问题。不过依据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哲学的价值导向，可以预测它不再是中国“王道”的政治概念，“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天理”的伦理赋值，“良知”的道德范式。它有可能是通过对效用历史和价值式能的超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明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精华互动会通起来，以激活和转生中华新思维、新理论、新哲学。

中国哲学的新生，不是在梦幻之中，而是在化解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中国所面临的西方文化冲突及现代化冲突中化生。中国哲学的价值就在于能否和在多大程度和水平上做出化解和贡献。

中国哲学应走向世界，这是几代中国学人的愿望，并为此而孜孜以求。但20世纪是中国人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世纪，对西方哲学思想、价值观念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对西方经典文本进行注释，对其思想进行宣传，以当好注释家、宣传家自诩。对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理论前沿课题无暇顾及，在世界哲学舞台上中国哲学的声音还非常微弱，几乎听不到，即使听到了也不被世人所认同。中国哲学必须对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并由此五大冲突所引发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做出回应，寻求化解之道。这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都是全球性的，它不分东西南北、贫富贵贱，构成了对全球文明的严峻挑战。其中哪个环节严重失调、失衡，都将使全球文明遭受破坏，如全球环境继续恶化，必将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东西方学者及全球性的、地区性的各种环保组织，为净化地球、保护自然环境提出了种种主张和措施，但都缺乏一种被普遍认同的形而上的理念。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凝聚了宝贵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及文明间冲突的经验和智慧，提出了“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宇宙理念，“乾称父，坤称母”的瞻仰和尊敬天地自然的理念，“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平等相爱的理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忧后乐的理念，都可作为化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之道。在现代，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是全球东西南北人的共同需要和诉求，它不分民族、种族、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有了这共同的要求为基础，就可进行普遍的交流和对话，以获得共识。从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中提升出来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中心价值和原理，作为化解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之道，会逐渐被认同。当然它还有待于宣传的力度，以使世界哲学文化舞台上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这是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最佳的机遇。

中国哲学的创新和未来走向，不仅要面对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而且要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的课题。中国自明末以来，本土的传统文化就与外来的西方文化发生冲突，它冲击着支撑这个“天朝帝国”、“礼仪之邦”的哲学文化思想。这个冲突犹如汉以后外来的印度文化与本土儒、道文化的冲突相似，虽两者冲突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行为方式有异，但对文化冲突所应持的回应心态和化解方式，却有殊途同归之处。自唐至北宋，对儒、释、道三教的冲突，曾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经四百余年的氤氲化育，到程颢提出“天理二字是吾自家体贴出来”，才真正把儒、释、道三教文化整合起来，建构了兼容并蓄三教文化思想的新的理学理论形态，也真正落实了“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的方针。

近世中西文化思想的冲突，即“中西之争”，使中国传统文化历经火的煎熬和武器的批判。中国人在被动的心态下，提出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抽象继承”、“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化解冲突、会通中西文化思想的方法。其方法的称谓虽与“兼容并蓄”异，但作为综合会通的文化整合方法实有其同。如何把中西文化整合的“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方法落到实处？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文化载体究竟是什么？如何建构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和合体？能否像程颢那样“自家体贴出来”兼容并蓄中西文化的新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哲学当前最紧迫的课题。至于文化整合的方法，见仁见智，还可以提出很多，而且各种方法都有其合理性和针对性，无须花更多的精力去辨别其优劣对错，而应集中精力去攻克上述的问题，创建中国哲学新理论、新体系，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家，而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家。我相信，再过30年，一批有新创见、新理论、新体系的中国哲学家群体就要出现，他们将在世界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展现中华民族是善于理论思维的民族品格。

笔者曾试着把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综合创新”等文化整合的方法落到实处，从而体贴出了和合学这一理论体系。它氤氲于中国《周易》、《管子》、《左传》、《国语》及儒、道、墨、阴阳等家先秦文化的源头活水，亦化育于东方日本文化、朝鲜文化、印度文化的沃土及西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元典之中。它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世界多数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

中国新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化生，需要把握两个尺度，换言之，新之所以为新有两个标志：一是其建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核心范畴与以往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异，以及由此核心范畴而展开的逻辑结构异趣。如中国先秦的“道”、两汉的“天人”、魏晋的“有无”、隋唐的“佛性”、宋明的理气、心物等哲学核心范畴差分，由此而建构的逻辑结构的理路亦分殊。二是作为各个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体现的新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其所依傍的经典文本的选择异。先秦虽为中国哲学理论形态的诞生成长时期，各家既自己创发，但亦各自依傍《五经》；两汉天人之学主要依傍《春秋公羊学》；魏晋玄学主要依傍“三玄”（《周易》、《老子》、《庄子》）；隋唐佛学各宗则各依傍其佛经；宋明理学主要依傍《四书》，他们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来加以注释阐发为书，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不同。假如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及由此而展开的逻辑结构和所依傍的经典文本，与先在的相同或相似，而不能解构或超越先在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那么，就不能标志其新之所以为新和作为新的哲学理论形态的特质，而只能是“照着讲”或“接着讲”，不过“接着讲”超越了“照着讲”，是跨入“自己讲”的中介。王阳明就经历了在北京父亲官署“格竹子之理”的“照着讲”；贬到贵州修文县“龙场悟道”，即“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而后讲“知行合一”的“接着讲”；再到阳明“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致良知”之教的“自己讲”的过程。经此三个阶段，而通达“正眼法藏”的良知最高境界。

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必须像王阳明那样“自己讲”。这虽然很难，要从“百死千难”的体悟中得来，但百年中国哲学经炼狱般的煎熬和中国学人深受其难的体悟，具备了“自己讲”的内外因缘。自己讲自己的哲学，走自己的中国哲学之路，建构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才能在世界多元哲学中有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照搬照抄西方哲学只能是西方哲学的附庸或“小伙计”。但“自己讲”决不是不要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和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任何思想、哲学、文化都不能闭门造车，闭门苦思冥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有开放大门、敞开思维才能创新知识，创造新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

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决不是重履西方哲学中心论。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绪论”中讨论了哲学的定义、内容、范围等问题，并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样便不免削中国哲学之脚而适西洋哲学之履，丢掉了中国哲学本有的特点。应建构中国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不是西方哲学体系。我想西方哲学家从心底里也不希望中国哲学家制造出一套貌似西方哲学的体系来。从全球哲学的视野来看，这样做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个性就是其生命性。在现代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哲学体系，不仅是中西哲学的融突和合体，而且是超越中西传统的、现代的哲学偏颇的新哲学。

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个性，最突出的一点不是对神的重视，而是对人的重视。“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为“天地立心”，天地万物以人心为“心”。天地若没有人生存这个事实，任何“上帝”、“天”、“道”、“理念”、“真如”、“心”、“绝对精神”等，都不可能存在，天地万物也无存在的价值。人类社会的一切运作，高科技、全球化、网络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人。哲学的形式虽远离人，但其出发点和归宿点还是人。千百年来，人们所探索的核心说到底就是为了人。只要人类还存在，它就是一个人们所探究的永恒课题。透视中外变动不居，惟变所适的“在场”的哲学历史长河，便可体悟到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未出场的，但却是最资始的根基，这就是人这个东西。哲学可说是对人的生命主体的生存、意义、可能世界的状态的超越性的描述和反思。

综观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发展，都是后者否定前者，哲学思潮犹如走马灯一般，不断地逝去而构成哲学的历史长河，没有永恒的、不变的真理，只有某个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体现。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的哲学思辨、理论逻辑结构没有道、佛、耶高明和完善？这大概是可以排除的。我的一个不确切的体认是：东西哲学史上的哲学家都没有较好地、较切实地把他们哲学的价值系统落实到一个最普遍性的根基上，给予每个人（无论是贫富贵贱，还是东西南北以及不同民族、种族的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尽管现代西方哲学重返“澄明之境”，恢复“爱智”权威，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在“大地”、“人生此在”和“生活世界”寻根奠基，但离那个最普遍性的根基太远，不免要重履东西哲学家的覆辙。和合学的和合生存、意义、可能三个世界，试图给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但和合学“在途中”，和合在“和合起来”之中，这就是和合学的生生不息之途。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0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