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灵】马克思“实践人学”思维方式的生成及其当代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或思维方式，是我们研究与实践中被忽略的问题。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人们往往更注重从学理的角度去考虑学科的需要，也就是说，更容易、并且更主要的是以一种较为封闭、静止的观念和较为狭窄的眼界来构思学术研究”（刘大椿，第5页），并以此用于指导实践。如常常可见到的“涵义 —— 地位 —— 作用 —— 内容 —— 原则 —— 途径 —— 方法”等惯用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忽视了对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背后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的反思。因此，如何从反映时代精神和当代中国实践发展要求的高度出发，以马克思的“实践人学”为基础，为以“人”为工作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建构一种超越以往人学理论的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本文要分析的问题。
一、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的确立与人的问题认识方式的转变
论及马克思的实践人学，人们往往更加关注其不同于以往传统人学的理论形态，而进一步的研究也更多地着眼于作为其完整理论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具体内容。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只停留在马克思文本的表面，而是深入其底层，就会发现马克思实践人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其真实的意蕴并非在于人学理论形态的转换，也并非主要是关于人学理论范畴如实践范畴的全新阐释，而是首先表现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一种新的人学理论视野的拓展。
1.立足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从抽象态度到实践态度
马克思“实践人学”思维方式的确立是在批判、扬弃与超越旧人学思维方式即以往传统人学所固有的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以关于人的本原诉求为价值取向的或主观或客观或抽象或思辨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逐渐建构起的一种奠基于“主客相统一”原则上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为出发点的全新运思理路。可以说，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的实践人学才能够以“实践”这个“人与自然主客体相统一的真正基础”为总体，来破解“人是什么”这个最大的哲学疑难问题，并由此深入到人的现实存在的社会历史领域，通过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的异化现象，来论证社会历史与人的不断生成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把马克思实践人学的思维方式称为“主客体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
马克思“新的人学思维方式”强调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来理解现实存在着的人，并且在这里不仅说明了“感性的人的活动”亦即实践原则的基本内涵，而且将这一原则作为“新人学思维方式”形成的核心原理，即“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确立的基本原则。这样，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思考原则，马克思就从人的存在的根本形式上，即从实践的态度上与旧人学的抽象态度划清了界限，从而把被“自我意识”、“绝对精神”或“感性直观”等所描画和抽象的“人”，还原到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存在的、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且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有生命的个人”。而且，也正是通过对人的认识态度的转换，为马克思的“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的”新人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奠定了首要的最基本的哲学根基。
2.深入到人的社会历史领域：从现实生活到实证主义的批判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社会生活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原来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生产生活方式，被越来越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和日益扩大的资本市场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所谓的“文明”社会；而资本主义建构在其仿佛用法术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现代生产力”之上的政治经济学，与在观念“王国”中依然居支配地位的传统思辨哲学，共同成为了辖制人们精神生活的两大“支柱”。为此，马克思曾形象地描述：“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俗语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5页）
如果仅看马克思的一些表面说法，如“真正的实证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对现实的描述”（同上）、“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同上，第67页）等等，我们很容易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思维方式理解成是一种实证主义，把马克思哲学单纯认为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但是，如果做进一步的考察分析会发现，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实证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马克思哲学也不单单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恰恰相反，马克思人学的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正是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传统思辨哲学的思辨主义的双重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不仅分别实现了对二者的批判，而且把对它们的批判内在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标志就是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同上，第73页）而这种“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开始，只有深入到人的现实社会生活，转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虚假的实证主义”进行批判才能完成。也因为此，马克思哲学正如恩格斯所准确定义的那样，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第一个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文本。在其中，马克思不仅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具体结论进行了批判，还着重对它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但却得出了和它完全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虽然表面看来和思辨哲学不同，因为它面对的是人的现实生活，但它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也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页）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声称自己是从事实出发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肤浅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即在它的实证主义的外衣下隐匿的是其思辨主义的思维方式。如，“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同上，第93页），“国民经济学是在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我活动等等的假象下开始，……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而代之”，从而“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是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同上，113页）。可见，国民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仅仅是表面的，其深层实质仍然是思辨主义的。
正是基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思辨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同质性，马克思在《手稿》中把对二者的批判内在地结合起来，指出要真正做到从现实出发，深入揭示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就必须开创、探讨和建构一种既不同于思辨哲学、也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独特的人学思维方式。
3.展示出对人的生存境域的关怀：从“人的异化”到“完整的人”的实现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异化”同私有制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通过分析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揭示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生存方式。并且，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生存方式的科学把握，马克思意识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经历着从原始的统一到异化、分裂再到新的统一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这种新的统一绝不是人类向原始的混沌状态的复归，而是人类向自由自觉的更高形态即“完整的人”的实现的过程。
不过，这种“完整的人”并不是传统人学思维方式中的生物的人、理性的人或精神的人，因为那些人仍然是拘泥于各个具体领域内的片面的人。在马克思的人学理论视野中，所谓“完整的人”是指全面的人或根本的人，这种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因此，马克思关于完整的人的学说是建立在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完整的人的一切属性都只能是从实践中引申出来的。
但是，在长期的人类发展进程中，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异化始终是蕴含于人的关系中的基本特征，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表现为一种片面性的关系。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就必须“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同上，第4页），就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同上，第10页），就必须在“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同上，第86页）基础上，进行“私有财产的扬弃”，从而使“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为此，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主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形式和内容上的，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上的。而且，也正是由于马克思把人视作是通过实践而达到主客体相统一的一种生成性的存在，他才能在批判传统人学的抽象思辨的思维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道路上，更直接地面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从而对人的未来发展做出合乎历史逻辑的预测。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实践人学与固守抽象思辨传统的一切旧人学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正是通过对这些关于人的哲学基本理念的分歧的揭示，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其新的人学思维方式形成的致思轨迹，即：从批判和解放“抽象的人”到立足从事感性活动的“现实的人”，再到扬弃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的人”，直到实现“全面发展的人”。事实上，马克思以实践范畴为元点不仅彻底终结了旧人学抽象思辨的思维传统，还为新人学从主客体相统一的关系重新认识和把握“人”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从而充分展示了实践人学既根本区别于唯心主义人学、又完全不同于旧唯物主义人学的全新运思理路。
二、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当代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主体与客体都不是给定的，而是通过与人的本质相联系的“实践”活动总体达成的真正同构，因而它是用“一切将成”的眼光来看待人及其所生活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1.重过程而非本质，主张面对人本身
在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看来，任何事物及人本身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一切都是在未完成之中,因而是处于永恒的变化当中。也就是说，按照这种认识方法，“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对人的认识不能说“是什么”，而只能说“怎么样”或“可能怎么样”。表面看来，从“是什么”到“怎么样”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但实则意味着对人认识的视角和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化。追问“是什么”假定人是先定的、同质的或已经完成了的存在；而探询“怎么样”则承认人是多样的、丰富的和远未实现的，即他只是呈现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关系中的可能性状态。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卡西尔也指出，“哲学家无权构造一个人造的人，而必须描述一个实在的人。任何所谓关于人的定义，当它们不是依据我们关于人的经验并被这种经验所确证时，都不过是空洞的思辨而已。要认识人，除去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以外，就没有什么其它途径了。”（卡西尔，第16页）可见，重视人、事物和世界的发展过程而非追问它们“是什么”的先在性本质，是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的首要特点。也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走进极富矛盾性、变化性与多元性的人本身。
2.重创造而反预定，尊重人的多样性、偶然性和差异性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尔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所发生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因而对于事物对于人，它期望透过现象寻找本质，并往往预先设计现实以等待未来。“实践人学”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则不同。在它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这个“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就是指人的劳动创造本身。因此，强调通过人的劳动创造过程不断产生人本身及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当然也就赋予了多样性、偶然性和差异性等不确定因素在人及其生活世界中所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这就是说，尊重人的多样性、偶然性和差异性与把现实世界和人看作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由于过程本身就是随机的、动态的和复杂的，因此人的多样性、偶然性和差异性也就必然成为构成人之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3.重关系而非实体，打破对人的封闭式思考
传统人学思维方式由于内在地以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为前提，因而它实际上是对人自身的实体即属性进行研究的一种实体思维。在这种实体思维中，人被视作是一个个封闭的、孤立的独立个体，各个个体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即便有联系也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关联、机械的互动或内在的所谓精神和理性的联结。“实践人学”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则与之不同。由于它主张人与世界是统一的，即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外并不存在一个独立自存的、作为现实生活世界之本原、本质和归宿的所谓理念世界或科学世界，因而它所关注的就不是传统人学思维方式所执迷的彼岸的抽象世界，而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这个现实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因此，它对人的探究便转向对人的生存、生活的实证、批判式研究，主张用“关系”的视角来看待具有无限丰富性的具体的人，强调人不是纯粹的单一实体，而是复杂的矛盾网络，如此就打破了传统人学思维方式对人的哲学思考的封闭性，把人视作是处在一种相互缠绕、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网中。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在这幅“画面”中，具体而多样的“在世生存”才是人最基本的存在状态。个人怎样生存，他就是怎样的人。对人的全部思考和认识，都必定蕴含在有关人的现实生存的各个关系之中。
4.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凸显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遵循主客二分的传统人学思维方式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人学思维方式是一种抽象主义，即对人、对世界本质的抽象设定和对抽象本质、抽象思维的尊崇是它的主要特征。而且传统人学思维方式并不是对单个人的本质进行设定,而是对人的共同本质进行设定,并试图通过此种设定把各个具有复杂性和差异性的人归结为有确定性的人，以实现对人的一劳永逸的把握。既然马克思“实践人学”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否定了关于人的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的存在，那么它理所当然地便转向对现实生活世界中一个个具体人的研究。走向具体性可谓是它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它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世界中现实而具体的人，以及与这种人相关的一切东西，如人的现实存在状况以及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等等；其二，它不再用抽象的眼光来看待人以及人的发展，而是把人放到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去看待。马克思要求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雅斯贝尔斯所言的“哲学所力求的目标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中的那个实在”等等，均表明的是一个意思。应该说，正是由于用这种思维方式认识人，人才能呈现出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人的存在与发展也才能不按照人们所想象的、所设想的或思考出来的某种模式去运行，如此我们才能面对一个个具体的、真实的而现实的人。
以上是笔者对马克思“实践人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分析。概括地讲，这种思维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人及其生活世界的崭新视角，改变了以往我们分析人及人的问题的传统思维理路，从而对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创新发展的哲学根基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根基，简而言之，就是指从本体论意义上对思想政治教育为何而存在做出的根据性回答。因此，建构在不同哲学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对此问题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换言之，只有当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根基真正被触动时，才能引起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进行反思，进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必要性显现出来。因此，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首先需要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事实认定”，这直接决定了我们究竟用怎样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发展。传统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实认定”是一种将受教育者过于客体化的“客体性事实认定”。但是，其所表现出来的单向度、主客二元对立的机械化和片面化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而逐渐暴露出来。我们现在需要用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即“实践人学”的思维方式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根基重新进行一番“事实认定”：这种事实认定必须建立这样一种“教育事实”之上，即它是一种“主体性事实”，是通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协同行为、沟通行为和交往行为表现出来的，有着强烈的价值介入性和意义关涉性，是对受教育者作为现实的个人所具有的个体主体性的真正认同以及有效发挥，并由此与建立在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客体性事实”有了根本区别，从而使马克思“实践人学”思维方式真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哲学根基。
第二，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用“实践人学”思维方式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不仅源于上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根基做出的思考，更是由于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而且直接是由于这一变化所导致的人的问题的日益凸显：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然而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构成论”和“嵌入说”为其教育模式的。其中“构成论”认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部分决定着整体。于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施教效果和教育规律的认识，可以从整体转移到局部：局部有计划的、目标明确的、分块实施的教育效果和规律清晰了，整体的教育效果和规律也就明朗了；从而必然带来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教育成效的全面取得。在此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人的素质可以肢解，教育目标可以细化，教育过程可以还原，教育活动可以预成。“嵌入说”则直接以“主客二分的方法论”为基础，在认知问题上主张知识的“灌输”理论。该说认为，“知识是对实在的‘静态’把握或关注，是对现实的注视和反映，它不依赖于认知者而存在，不受认知者处理材料的影响。在教育过程中，学习者能够通过直接的智慧力量占有知识，通过理性的力量吸收知识；知识可以通过移植强行嵌入人脑，无须经过经验的土壤来生成。”（李祎）如此一来，原本具有多层次、多角度、动态发展和开放性等特征的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在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受“构成论”和“嵌入说”的影响，变得封闭、线性、简化和机械，呈现出强烈的“预成式”教育的特点。
遵循“实践人学”思维方式的“生成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以“建构说”为基础的。首先，从目标上看，相对于预设性目标而言，生成性目标是一种内生的、“本原性”的目标，它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再是僵化的、过于理想化和规范化的“纯高要求”，而是有意义的路标式的指导，在这种指导中达到“知、情、行、意”等的统一。其次，从内容上看，“生成式”思想政治教育反对“预成式”思想政治教育中单纯为完成任务而要求受教育者无条件接受和认同的、只强调“他组织性”的“内容限定”，而是要在教育双方共同建构的基础上，不断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动态性、生长性和可提升性，以达到他组织性和自组织性的有机统一；最后，从过程上看，“生成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不再被视为固定的、先验的“跑道”，而是视为达成个人转变的“通道”。因而它强调要针对具体对象、具体状况等，调整和选择具体的教育方法与手段，并不断修正和优化教育方案，使教育方案在变动中引导教育效果逐步走向深入，而不是如同“预成式”思想政治教育那样，把教育过程变成一种类似于强制性、武断性的 “布道”过程，难以引起受教育者心灵上的共鸣。
历史和现实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忠告：当经济的增长、技术的更新与物质的丰饶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坐标时，人们对精神、感情和主体地位确立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强烈，这时，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之重视不够或处置不当，就会使衡量人的价值标准物质化、数量化和庸俗化，从而剿灭了人对自我超越性的追求和对理想世界的向往。而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一种富有张力的思想和一种长远的眼光，对人的主体性培育、生活世界的营造和精神信念的重塑给出一种令人信服和满意的“说法”，马克思“实践人学”的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是最有意义的指导。
【参考文献】
卡西尔，1985年：《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李祎，2006年：《从“预成论”到“生成论”：教学观念的重要变革》，载《全球教育展望》第5期。
刘大椿，2004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