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阐释与建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性格。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杰出的代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是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哲学活动中十分关注的问题。1937年，毛泽东就已经自觉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中国化必须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在他看来，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做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贯与结合，实际上源自他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特别是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湖湘学风的深刻影响，是对重现实、重实践的湖湘学风的承继与发展。

吕振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学生。他在中国古史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其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整理和阐释中国思想通史的名著。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所论述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是沿着西方哲学发展的线索展开的，没有涉及中国哲学的历史开展，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在李达的视域之外。他积极支持和指导吕振羽开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研究，促其完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这反映了他对中国哲学历史的关注。

侯外庐是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下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自1928年开始，他以10年的时间从事《资本论》的中文翻译工作，完成了《资本论》第1卷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这使他对马克思哲学思想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侯外庐转而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并由之而进入中国思想史研究。但他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像吕振羽那样着重于对中国思想通史的整理与阐释，而是把研究的重心移向了明清之际三百年来的哲学史及思想史，从而于20世纪40年代前期写出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完成了自己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史的梳理与说明。通过对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哲学及思想的阐发，再继之对颜元、傅山、李颙、朱之瑜、唐甄等人哲学及思想的疏释，侯外庐确立了17世纪早期启蒙思潮的基本轮廓，使早期启蒙思潮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鲜明地凸显出来。对早期启蒙思潮的探寻，可以说通过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哲学自身发展中近代性因素的发现，更为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的依据，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和中国化的历史可能性和历史合理性。

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作为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20世纪30-40年代，力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逻辑主义分析哲学、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建立新的科学方法论和新的哲学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中独树一帜。张申府着重从建立新的科学方法论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逻辑主义分析哲学、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的结合。同时，他还力主对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加以发掘与继承。张岱年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哲学思想深受张申府的影响，但他更进一步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以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构造一个“三结合”的体系，完成了由《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所组成的《天人五论》，建构了一个新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在于：通过对本体观念所做的重新解释，唯物而辩证地说明世界的存在，特别是对当时在中国哲学界颇有影响的新理学主张的“理在事先”和新心学主张的“心即理”，都站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上提出了具有中国哲学意味的批评。这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即使是在今天看来，其间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所做的这些探索，当然也有时代的和思想的局限。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解释，往往采用从西方哲学史中概括出的“唯物—唯心”两条路线的对立与联系作为框架，来发现中国哲学史中与西方哲学史相近似的内容，而忽视了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质。但他们努力的大方向及基本成果，则是应当加以肯定的。特别是他们通过各自的个性化的探讨，以不同形态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呈现出多样的形式，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活力和理论魅力。可以说，“实事求是”与“自得独立”的治学态度，是20世纪30-40年代有创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共同的思想品格。正是由于这种治学态度，使得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个性化的理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不同形态。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原题为《20世纪30年代-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形态》，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