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及若干理论问题的分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五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经历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状态最好的岁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目前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如不及时解决，它们将不仅影响到马哲研究事业的发展，还威胁到马哲研究事业的存在。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1、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由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由于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提倡和恢复、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广大哲学研究工作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积极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新成果、认真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大胆探索、开拓创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举其要者有：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的新理解；认识论研究的新范式；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发展；唯物史观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的新理解；形成了价值论研究的新领域；开展了人的哲学、社会哲学、管理哲学、发展哲学、科技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上，出现了突破苏联于30年代形成的教科书体系的多种尝试；在马哲史研究上，开展了马、恩、列、斯、毛、邓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思想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马哲史专题研究和通史研究。
2、发表了大量的马哲研究论文，出版了大量的马哲研究著作，编写了各种马哲教材。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的有萧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
3、1978年以后，通过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和派往国外的留学生、访问学者等途径的培养，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形成了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所谓“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好的”是指：这是一支由老（革命战争年代锻炼和成长起来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代培养出来的中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青（由前两批学者培养出来或经过国外留学回来的青年哲学工作者）不同年令段学者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继承和保持了我们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同时在队伍的人数上、专业分工的规模上、专业素质的专门培养上，都超过了我党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4、在科研组织机构的设置上，1978年以后，经过恢复、扩建、新建，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壮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系统。这个系统，从宏观上说，由科研系统、高校系统、党校系统、军队系统、党政系统这五大系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单位组成；从微观上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在八十年代末的设置是最为齐全的，原理研究室有两个：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马哲历史研究室也有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当时，中央党校及设有哲学系的重点高校一般都有这四个室的设置。规模小一点的大学哲学系，则一般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室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规模再小一点的就只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
5、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交流活动的学术社团组织，这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近30年中所没有的。全国性的一级学科的社团有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马哲史学会下面还分设有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分会、列宁哲学思想研究分会、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分会、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分会、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会等。这些学术社团组织，自成立以来，在组织学术交流和科研活动上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缘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工人阶级政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从事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于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胜利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反之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失败也必然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挫折、失败。正如过去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赢得了声誉一样，科学社会主义第一个实践模式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声誉。就国内的情况而言，毛泽东晚年错误曾经严重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实践标准问题大讨论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红一时。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展开、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实施，经济学和法学走上了我国理论舞台的中心，而哲学则逐渐走向了边缘。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问津入门者越来越少。最后，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用吗？”
2、马克思恩格斯曾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以往的哲学，认为过去那种哲学脱离实际、故弄玄虚、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用大家听不懂的语言说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在他们看来，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成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成的事物。”为了和旧哲学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不把自己创立的哲学称作哲学。从那以后，西方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哲学。不过，在过去顺利发展时期，马哲界对于西方哲学界的这种责难虽然也在回击，但并不很在意，那时他们也不愿意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为伍；可是到了今天，处于逆境时期，马哲界对于这种批评就很在意了。除了从西方哲学角度出发否定马哲的哲学性、学术性外，还有从具体科学角度出发否定马哲的哲学性、学术性的，因为马哲研究中经常有关于某某问题的哲学思考，而具体科学研究者则问道这种思考是哲学吗？在一些人眼里，马哲不是哲学，那末是什么呢，有几种说法：一曰是意识形态，二曰是政治，三曰是科学。意识形态性就是阶级性，过去阶级斗争扩大化和阶级性标签化庸俗化，败坏了意识形态和阶级性的声誉，所以现在不少马哲研究者也效仿西方哲学，极力否认马哲的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认为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会降低学术性、哲学性；过去充当错误政治和错误政策的工具，曾极大地损害了马哲研究的形象，现在不少马哲研究者总想远离政治或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过去马哲很强调自己的科学性，还把哲学定义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现在有些马哲研究者则觉得讲科学性或向科学靠近就降低了哲学性和形而上学性，说承认马哲是科学就会混淆哲学和科学的界限、就会使马哲丢掉人文精神，他们极力让自己的研究向思辨的抽象的方向发展。这样，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吗？”或者说，“马哲研究，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研究？”的问题。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在哪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行的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马哲界有人用新儒家的“返本开新”来表达马哲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然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马哲界内部的理解很不一样。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本”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同意者则认为这种观点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表述的哲学模式，斯大林哲学模式又来源于列宁、普列汉诺夫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理解，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恩格斯解释，而马克思哲学思想则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概括的“实践唯物主义”；第三种观点则根据马克思写于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哲学人本主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将自然史和人类史作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加以统一考察的历史唯物主义。现在还有根据西方其他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总之，在马哲界内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的解释很不相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只是相互之间不认可而已。不仅不认可而且还常常对立得十分尖锐，互戴帽子、互打棍子。这就形成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究竟在哪里？“回到马克思”又回到马克思的哪里？
4、如何区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西方哲学研究、东方哲学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不同的地方。党中央提出，党的指导思想不能搞多元化，这是正确的，党的指导思想如果多元化就会造成党内思想混乱、造成党的分裂。这就是说，对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允许作多元化的解释的。可是，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对象时，如果不允许不同解释的存在，那除了对党的决定做点宣传和解释之外还能研究什么呢？因此在研究的时候、在研究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有、也应该有不同的或多元的解释。这就提出了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区分的问题以及处理好两者关系的问题。这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又要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就已存在。但在很长时间内，指导思想和研究对象实际上不过是工人阶级政党领袖的不同活动或发挥作用的不同方式，所以矛盾并不突出。然而在工人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形成了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之后，问题和矛盾就突出了。斯大林的做法是定期由他或中央其他领导人就学术界的讨论作出总结，以此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弊端是用政治的和行政的办法去解决学术争论，导致对学术生机的扼杀。毛泽东总结了斯大林做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双百方针，但他的晚年错误使得这个方针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双百方针得到了恢复和贯彻，但上述问题和矛盾仍然存在。这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
5、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流派？存在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源多流”的问题？存在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区特色、国家特色的问题？斯大林的态度是一源单传的观点，即认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传人，斯大林又是列宁的正统传人，至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则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后来又明确地提出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必须将它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一源单传”的观点，即运用于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具有不同国家特色，但并不妨碍它们都姓“马”。不过，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样使这一正确的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以我划线”、“唯我独马”的情况还是很突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才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认识和处理各国兄弟党的理论和政策。同时，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也开始把欧洲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 。但是如何从理论上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不同国家的不同特色所形成的个性、具体性，如何透过各国特色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普遍性，如何把握两者的关系，毛泽东曾把个性和共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相对性和绝对性之间的关系视为矛盾问题的精髓，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国家传播规律问题的精髓。如何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国传播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所得到的丰富和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这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要回答的问题。
6、马克思认为，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应该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应该回答时代问题。他认为，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对哲学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但是在研究中实践这些原则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我们面向世界、面向时代，研究国际现实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缺乏及时的、丰富的、详情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没有必要的资料，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又从何谈起。当代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但基本上是介绍和评述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然而，国内的现实问题研究又怎样呢？就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而言，当然比国际现实问题研究要方便一些，但资料问题同样存在。仅凭报纸和杂志上的材料是不够的，到各地去调查又没有必要的经费，有时有了经费也到了地方上但光凭社会科学院的牌子也还是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国内现实问题研究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这就是歌颂和暴露的分寸及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使命要求它对现实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即对现实作批判性的考察和分析，除了对现实作肯定性评价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揭露现实中的问题和矛盾，通过对问题和矛盾的分析，揭示现实通向未来的道路和形式。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获得政权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旧社会的批判武器，其功能的发挥比较单纯；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获得政权之后，这种批判功能的发挥就显得较为复杂，要受到现行政治、政策、制度上的许多限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在论证工具和批判武器之间摇摆，研究人员的苦衷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现实问题抓不住”的困难。
7、对外学术交流未成气候。所谓“未成气候”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对外学术交流不经常、不广泛。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路子不宽。在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时期，国外研究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不能说没有，但不多，而且大多缺乏接待能力。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对外学术访问，并不一定要限于马哲学者，从了解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可访问的对象和领域还是很广泛的，问题是这类路子没有打通；二是没有经费。在哲学研究领域，西哲、现外、中哲、伦理、逻辑、美学等专业，一般都会有国外某个基金会为专业学术交流提供经费，但马哲这个领域就很少很少。三是认识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科研管理的行政领导和职能部门或明或暗地认为，马哲研究只要深入国内实际，没有必要出国进行学术交流。有了这种认识，当然就不会主动地去为马哲研究开辟对外交流的渠道、解决对外交流的经费问题。研究人员本身也没有完全认识到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不了解国外研究情况是个严重的缺陷。四是研究人员的素质问题。长期以来，马哲研究人员的外语水平普遍地要低于其他领域。有时候，行政领导和职能部门很积极，但因研究人员本身不具备外语条件而不能成行。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现在毕业的博士都有较好的外语基础，稍作训练，都可以走出去。因此，打开马哲研究的对外学术交流的局面，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8、队伍萎缩后继乏人。前面提到，马哲研究队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显得很强大。但从那以后，则日益萎缩、每况愈下。当时的老前辈后来归天去了；当时的中年学者现在老了退休了；当时的年轻学者，有些离开了马哲研究这个行档，没有离开的也在岗不了多少年了。当时的大学生现在开始成为主力，但心猿意马的不少。在马哲界流传的一些话，很值得在这里一提。一个说法曰：“过去学哲学要得神经病，现在是得了神经病才学哲学”。前半句话是说20世纪50年代时，人们对哲学很着迷、学的很认真；后半句是说现在没有人愿意去学哲学并把哲学作为自己的职业。有些搞了一辈子哲学的退休者喜欢说当年选择哲学这条路是“历史的误会”。这些话听起来，有点辛辣，也有损于哲学的神圣性。但看看现实，你就会觉得这些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哲学由于其本身的特点，要求其从业者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逻辑思维能力和洞察事物本质的悟性，可是哲学研究成果很难形成有规模的市场效益，甚至哲学著作在市场上也很难有大的销路。至于马哲研究就更是如此。马哲研究之难，除了哲学所具有的难处之外，还有自身的难处和苦处。可是，现在三、四十岁的年轻人面临着很大的谋生的压力。日常生活，要钱；买房子，要钱；结婚生孩子，要钱；孩子长大了上学，要钱，等等。因此，现在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时，第一志愿报考哲学的考生真是寥寥无几，哲学系的本科生毕业后选择哲学研究为职业的也不多。就是到了哲学研究的领域，从事马哲研究往往也是最后的选择。马哲谁都能够说上几句，因此论文和著作要写出点新意很不容易，文章不容易发出去；由于市场效益不好，出版社对马哲专著也不欢迎。没有文章和专著，职称也上不去。搞哲学史研究的，动辄发表几十万、上百万、一二百万文字的成果，搞马哲研究的，则根本不能与之匹敌，一比就比下去了。职称上不去，其他一切都跟着上不去。马哲研究的经费也只能依靠国家给的一点，国外基金会不会资助你研究马哲，国内企业家也不会资助你研究马哲，因此，马哲研究经费显得十分局促，不仅研究课题费不多，就是几个全国一级学会的活动都面临着经费的困难，靠化缘开会，化缘不成就开不成会。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你又怎么能让人安下心来搞研究呢，更谈不上“面壁十年”了。就是这些原因，马哲研究队伍萎缩趋势一直挡不住。和尚少了，就开始拆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就是这样。1993年时把原来四个“马”字号的研究室合并为两个即马哲原理室和马哲史室。由于这两个室人员的减少，近几年一直在酝酿将这两个室再合并为一，只是因为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所以还没有合并。全国其他单位也都发生着类似的情况。队伍问题不解决，还能谈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透过上述现象层次上的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还有下列问题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值得我们去思考、研究和解决。下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简单地谈点看法：
1、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和当代性问题。历史性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产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何种价值何种地位、存在着什么样的历史局限性；当代性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存在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只看到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而看不到它的普遍性，认为它在现在已经过时；另一种观点为了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指导意义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认它是19世纪中叶的哲学思潮，甚至认为马克思就是当代哲学家、21世纪的哲学家。可以看出，前一种观点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后一种观点则又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这两种观点都没有给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评价，都不可能导引我们树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态度并正确地开展对它的研究。我们认为，应该如实地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历史特征以及与之不可分割的历史局限性，正因为这样，它在今天受到了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挑战、时代新特征的挑战、当代社会发展新情况的挑战，回答这些挑战，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回答的时代性问题，今天还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至今仍然有效、它所具有的实践开放性也使它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之，只要我们科学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和当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有没有用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和哲学性、理论性、学术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工人阶级的社会存在、社会历史地位的观念表达、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作为工人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解放全人类的精神武器，它具有意识形态性、阶级性，这是毋庸违言的。但意识形态性的哲学表达不同于它的政治表达、法律表达，政治法律往往是意识形态性、阶级性、利益、意志的直接的、集中的表达，但哲学往往要通过许多中介、曲折迂回地采用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的普遍性形式去表达意识形态性、阶级性、利益、意志，并且要通过一套抽象、反思式的哲学概念、范畴进行合乎逻辑的推导和论证。这就是哲学不同于政治、法律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哲学性、理论性、学术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两种特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是应该统一、也能够统一的。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3、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问题。提倡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理论研究中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经延安整风之后不断提倡的学风，包括哲学在内的理论界也是努力贯彻的。但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十年动乱破坏了这个优良传统。因此，在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种意见主张要“返本”“回到马克思”去，当然目前在返到马克思的哪个本上存在着争论；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应该主要开展现实问题研究。目前这两种意见还形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思路、两种方法论范式。我们认为，应该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将这两种研究进行新的结合。应从当前正在做的事情出发、正在研究的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研究、新的发掘、新的解释和新的应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解释说成“唯一正确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既不可能、很难为人们接受。
4、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领袖哲学与学者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两个关系是由意识形态性和哲学学术性关系派生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应用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别是在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之后逐渐出现的。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承认这种区分，结果既不利于政治领导也不利于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当然，不适当地夸大这种区分，甚至否认两者之间的联系、否认这种区分不过是党领导下的事业中分工而已，那也是不对的，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作适当的区分有好处，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可以有一定的研究讨论空间，这样马哲研究机关和研究队伍就可以成为哲学观念、哲学理论的精神生产基地，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提供可选择的理论和观念；而政治家则可从众多的理论、观点中进行选择，以供决策之用，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率。值得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理论家研究和政治家选择之间的既相分工又相配合的新机制、新体制、新模式，越来越明确、成型，这是值得进一步总结和完善的。
5、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表现形态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时随着用“一源多流”的观点取代“一源单传”的观点之后提出的问题。按照“一源单传”观点，除了单传的正统之外，其他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不存在多种表现形式或形态的问题。不同观点之间讨论，也常常变成了政治讨伐，变成了争正统和讨伐异端。过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之间的争论就存在过这种情况。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持为正统，就把实践唯物主义批为异端、批为反马克思主义、批为唯心主义；而实践唯物主义也把对方批为机械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曲解。双方在争论中都拿出马克思的本本为依据，争夺的仍然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正统”继承权和“唯一”正确的解释权。这种争论至少也有20多年的历史，但目前似乎并没有决出胜负。如果用“一源多流”观点看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可以有多种表现形态的观点看问题，那末我们似乎可以把它们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和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形态。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表征和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实践性、辩证性、历史性是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本质特征，而实践观点、辩证观点、历史观点又成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观点。三个基本特征也好、三个基本观点也好，它们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转化的，是不可分割地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形态之间的争论应改变过去那种政治攻击的方式，应取真正学术讨论的态度和方式。只有这样的讨论，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
6、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与问题研究。对上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界建构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体系，我国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均不满意、均认为应该建构新的教科书体系，后来又有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观点；但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根本不是什么建构新体系、新形态，而是研究现实问题。这两种观点的争论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问题。我们认为，只要不是为建构而建构、不是在条件不具备时主观任意地去建构，那末两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牢牢树立问题意识，研究现实问题、回答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发展的根本道路。但是问题研究并不排斥和否定必要的体系和形态，相反，回答一定问题的理论成果总要通过一定的体系和形态才能存在和表达。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体系和形态的演变和建构是问题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过程内在发展的必然逻辑。新问题研究的不断进行和积累，就会形成新的问题系统、新的问题结构、新的问题逻辑，于是就可以建构新的体系和形态。
7、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与吸收其他哲学成果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新哲学的时候，曾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这为后继者效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传统。列宁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继承人类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全部文明成果。毛泽东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应该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成果，应该借鉴外国经验。不过，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批判地继承往往是只有批判而没有继承，其极端的形式就是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革命大批判”。改革开放之后，纠正了这种“左”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外国哲学研究和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得到了繁荣和发展。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走向低潮、马克思主义声望的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面临着其他哲学研究局面的挑战和压力，于是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关系的时候，侧重点就从批判移向继承和吸收，并形成了“对话”的新提法。应该肯定，这种对话取得了积极成果。不过，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这就是用当代西方时髦的哲学思潮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作一番阐释、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新的包装和论证。从事这种工作的大都是年轻学者，他们的动机也都是好的。我们在保护他们的良好动机和积极性的同时，还是要强调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前提下，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借鉴、吸收其他哲学的积极成果。
8、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与概括具体科学成果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都十分重视并对当时的具体科学进行了认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概括，由此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传统。不过，在很长时期内，对具体科学成果的研究变成了从具体科学新成果中找例子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正确性。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学者们开始更为全面地看待和研究当代具体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产生的影响，既看到证实的方面，也看到挑战的方面，并且试图利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20世纪中，人类的科学技术，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过去唯物主义曾因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发展而采取了新的存在形态，今天我们也应该在总结和概括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新成果的基础上，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存在形态。
9、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关系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分支学科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这两个分支学科的建设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马哲界已经尝到了这种分工的甜头。但是，近年来，人们开始感到这种分工分得太清楚、太绝对，反而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已经发现，研究马哲史的人，常常长于历史知识、历史资料而短于理论把握；相反，研究原理的人，又常常长于理论推导而短于历史资料的掌握。我们认为，分设这两个分支学科是必要的，不过，不要绝对地分，要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从事原理研究的应注意历史研究，从事历史研究的应加强原理研究。原理掌握得越好，越能更深刻地总结和概括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越是有深刻的了解，就越能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如何发展。
10、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过去仅仅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理论的研究，如世界观（本体论）研究、认识论研究、唯物辩证法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等等。但是，随着现实问题研究的展开，逐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周围形成了一批应用研究的分支学科群，如科技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管理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发展哲学、生态哲学，等等。尽管有些研究还很不成熟，常被讥讽为不象哲学研究，但这种研究还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结合，无论在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还是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丰富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显然，把原理研究和应用哲学更好地结合起来，建立起原理研究——应用哲学研究——现实问题研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反馈结合的机制及体制，是有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的。
总之，捕捉和回答现实实践和时代性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解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进行新的研究、发掘、解释、总结和概括，不断总结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概括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注意研究当代社会发展的新规律，努力吸收当代外国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积极成果，同时根据问题解决的需要进行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哲学理论创新，建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反映当今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21世纪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四、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的几点建议
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还需要党和国家解决宏观环境方面的问题，为此有下列建议：
1、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程的指示，既具有重大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工程协调小组决定的调研计划也很及时。我们希望在调研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讨论，制定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程的计划、设想或实施方案。
2、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问题。只有党政各级领导干部、科研教育部门各级领导同志真正解决了关于它的重要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才能改变日益边缘化的局面。
3、要研究和解决开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政策问题。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它又是党的指导思想，因而我们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时候，就存在一个既要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又要坚持党的双百方针的问题。过去，我们形成了若干的规矩，如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等。但太笼统、太零碎，发生了事情之后又没有一个解决事情的标准。近十多年，各级领导抓住不同的学术观点，给研究人员乱扣政治帽子的传闻，还没有听到；但是，研究人员之间还时不时地发生这类现象，如说某人某个观点就是“反对党中央”“和中央不一致”等等。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划清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界限、分清可以讨论的问题和不能讨论的问题、明确在什么场合可以讨论、在什么场合又不可以讨论。其实，此类问题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存在。能搞出一个社会科学法规，当然最好；不过，法规一事不可能马上做到。所以，能否就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搞一个政策性的规范。当然，规范也不容易搞。但从过去的教训来看，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这件事情很重要也很有意义。我们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大胆地尝试一下。
4、要探索和解决开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体制问题。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在课题立项、科研经费、对外交流、岗位设置、人员聘任、职称评定、成果评奖、出版补贴等问题上总是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挤压，使它不得不在各种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困难重重。这就是我们提出体制问题的理由。至于怎样的体制好，需要讨论。
5、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经费还需要增加，应在国家财政中占更大的比例。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经费也应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经费中占更大的比例。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课题经费，建议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项目。
6、要重视和加强教材建设。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重视教材建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四大领域内都有权威性的教科书，而且过上一段时间，总要全面修订和重版。我们不能为了批判教条主义而否定教科书的作用。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中宣部领导下进行过基本教材建设，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中国共产党党史教材。现在回头看那次的编写，还是很成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部和一些高校也不断地在进行教材建设，成绩很大，但总体上讲还没有做到对科研新成果的及时反映，也不能完全满足教育和宣传的需要。现在是到了再次大规模地进行基本教材建设的时候了。最好还是由中央出面主持和组织。教材建设要符合学术和教育发展规律。既可以统一，也可以搞几个本子，凡有学派存在的，应该让各家各派都编出权威性的教科书来。
7、要特别重视解决中青年学者的各种困难，要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岗位上安下心来，使他们能够尽下心来专心致志、“面壁十年”地从事研究。
(原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2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