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学”这个术语？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复兴及持续深入发展，该研究日益具有一种强烈而自觉的国际意识、国际眼光。作为这种变化的一个结果，沉寂多年的西方“马克思学”再一次回到国内学界的视野中，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的这次重返，我个人给予积极的评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只有充分吸收、借鉴、扬弃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在内的各种流派(阵营)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成果，我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才能超越过去的朴素性，成为一门科学，进而后来居上，达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期待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应当达到的那种世界领先水平。不过，目睹当前国内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中的某些热闹景象，我却有些忧虑。因为我发现，在某些国内学者那里，具有确定的历史性和意识形态内涵的“马克思学”成为一个可以肆意界定、挪用的抽象术语，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正确对待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一个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基础的原则问题。

一、为“马克思学”“正名”的是与非

对于国内学界而言，西方“马克思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透过从苏联翻译过来的一些论著，国内学界就已了解到作为学术研究潮流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存在。例如，在1964年出版的、对国内学界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研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中，奥伊则尔曼就对同时代西方学界一些有代表性的马克思研究者的观点做了综述，并把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家”。①70年代末期以后，为了推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深入开展，国内一些机构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代表作；《马列主义研究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列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则比较集中地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及其著作进行了译介，并刊发了一批苏联东欧学者以及国内学者的批判性评论文章；而在同时期翻译出版的一些苏联学者的相关论著中，也包含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某些流派、某些学者或某些具体观点的批判性评论。②正是通过这些文献，国内学界形成了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理解与定位。

按照大多数人的看法，“马克思学”(Marxologie/Marxology)这个术语是由法国学者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在1959年发明出来的。就构词法而言，“马克思学”的字面意思是对马克思(Marx)的科学(-ologie/-ology)研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科学的因而是中立的术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吕贝尔构造这一新词的目的是为了标榜或者表明：只有自己所从事的这种形式的马克思研究才是科学，而苏联学界所做的不过是意识形态或者伪科学。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吕贝尔同时代的西方学者和苏联学者都明白他的心思。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学”这个术语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苏联学者的强烈敌视和抵制：在奥伊则尔曼、拉宾、别索诺夫等主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或论文中，“马克思学”都是加引号的，在许多场合都是和资产阶级一词联用的。通过这种具有象征性的反制措施，苏联学界传达出了一种强烈的信号，即认为“马克思学”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阴谋，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苏联学界的这种立场直接影响了我国学界。因此，从80年代初开始，在国内文献中，“马克思学”也通常都打引号，且与西方一词连用。

现在看来，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苏联学界当时对“马克思学”的定性过于武断，存在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问题。首先，西方国家的“马克思学”学者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政治立场、理论立场和学术立场差别很大，其中，真正敌视、反对马克思主义、自觉充当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资产阶级御用文人非常少，多数人其实都属于信仰、支持或同情马克思主义的中“左派”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苏联学界截然不同，并且对苏联社会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批判立场。其次，尽管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提出了诸如“两个马克思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等若干具有明显政治指涉的命题，但这种命题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对它们的解答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最后，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中，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习惯于“平视”马克思恩格斯，因而提出了一些打破传统神话、将马克思恩格斯还原为真实存在的人的学术观点，对于正努力神话马克思恩格斯的苏联学界来说，这些做法无疑是大不敬的，并因此进行了一些过于上纲上线的应对。

基于上述认识，我赞同国内学界某些同行提出的为“马克思学”正名的倡议，以使它从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回到它的本然位置上。不过，对于这场已经热热闹闹地开始的正名运动，我的赞同仅仅到此为止：虽然运动刚刚发动，但我已经看到了一些不能认同的做法与倾向。

首先是名实相分的“正名”策略。尽管迄今为止国际国内学界都没有就“马克思学”这个术语的内涵式定义达成一致，不过，作为一个已经被广泛使用了许多年的术语，不管是否加否引号以及资产阶级或西方这种前缀，“马克思学”的外在所指还是基本确定的，即部分西方国家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的专门研究。较之于“马克思学”这个名，这种所指就是实。按照我的理解，所谓正名，其主体应当是“马克思学”的实，而不应当是它的名。但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倡议为“马克思学”正名的国内学者实际关注的并不是“马克思学”的实，而只是它的名。他们的正名策略就是千方百计地证明：“马克思学”这个术语是中性的、科学的，但从苏联到当前国内学界的大多数学者却把它妖魔化了。为了证明一点，他们举出以下三条自认为非常过硬的证据：第一，吕贝尔曾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继承的是MEGE1的倡导者梁赞诺夫开创的传统；第二，“马克思学”这个术语并不是吕贝尔的发明，早在他之前，梁赞诺夫就发明了德文术语“马克思研究”(Marxforchung)，这是真正的“马克思学”；第二，苏联学界在60年代和80年代的个别文本中曾明确使用过苏联马克思学这样的术语。

其次是“借壳上市”式的潜在用心。即便没有太多专业知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脱离“马克思学”的实，仅就术语本身来为“马克思学”正名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只有“实至”才能“名归”，而实决不会随名迁。既然如此，这些国内学者为什么还热中于这种形式的正名呢？“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国内学者漂白“马克思学”术语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正确认识、评价“马克思学”潮流，而在于“借壳上市”，即包装、推出他们所认为是科学、先进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在漂白“马克思学”术语后，他们先宣布“马克思学”不是一，而是多，接着就提出：既然“马克思学”是多，且已经有了西方“马克思学”和苏联“马克思学”，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有中国“马克思学”呢？这是他们的真正用心所在。

最后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危险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非常欣赏倡导中国“马克思学”的那些国内同行。因为他们具有高度的学术主体意识，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不断推进我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使之达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期待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能够具有或者说达到的那种世界领先水平。不过，在推进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科学化问题上，他们显然过于急切，因而变得有些盲目，以致产生这样一种幻觉：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是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超越意识形态纷争，达到绝对的客观中立。正是基于这种幻觉，他们反复强调“马克思学”是中立的科学，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甚至是全盘地接受它。在我们看来，这是与过去苏联学界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倾向同样危险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

二、正确对待“马克思学”术语的基本原则

坦率地说，对于那些倡导中国“马克思学”的同行抓住“马克思学”术语不放，大做文章的做法，我很不以为然。因为就正确认识、评价“马克思学”、为“马克思学”正名而言，术语之辨是非常次要的事情，关键的是能否能够抓住“马克思学”的实。不过，正如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并不反对必要的术语考辨，但强调一定要以正确的方式来进行考辨。

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名实关系，理性把握开展术语之辨的时机。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经济学范畴的讨论中，马克思曾说：“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③他的意思是说，名称并不是事物及其本性自身，而是对它的反映。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认识实来把握名，而不是相反。作为对实的反映，名既可能符实，也可能不符实。如果名实不符，那么就我们需要在实的基础上“审其名实”。基于对名实关系的这种认识，我认为，考辨“马克思学”术语，首要的一点是通过认认真真的学术史研究，搞清楚“马克思学”说了什么、如何说以及为什么这样说；然后，我们才有资格评判过去的学者是不是歪曲或者误解了“马克思学”术语；最后，如果发现这个术语的确被歪曲或误解了，我们才有必要为它进行申辩、正名。正如倡导中国“马克思学”的同行也都知道的那样，国内学界只是在近3、4年才重新提出正确认识、评价“马克思学”的课题，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尚未取得明显突破。在这种情况，现在就提出为“马克思学”术语辩护、正名，显然操之过急。

其次，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偏听偏信，批判地审查“马克思学”术语。对“马克思学”术语的冲突性理解实际上由来已久。早在30年前，就有西方学者指出，对“马克思学”术语的理解起码有三种。④第一种是吕贝尔的，“它涉及对马克思所理解和所要应用于实践的思想和概念进行重新研究(以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领导人对它的补充、修正和歪曲)。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它被悉尼·胡克描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临’”。第二种是苏联东欧学界“有时从贬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用以指称资本主义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专门用来歪曲和怀疑共产党政权所追循的政策和实践是不合理的、非实际的或者同马克思原来思想不一致的”。第三种是西方学术界从旁观者的角度描述的：“马克思学是对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的理论、概念、策略主张的系统研究(以便把它同对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研究区别开来)。由于是由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来完成的，不言而喻，它的研究水准是先进的。”如果说我们过去直接采信苏联东欧学界的观点是一种偏见，那么，现在倡导中国“马克思学”的同行直接采信吕贝尔的观点同样是一种偏见，是一种学术上的懒惰。因为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⑤对于“马克思学”这种已经陷入纷争的术语来说，真正负责任的做法是不偏信、不盲从，在比较、鉴别、批判、反思的基础上，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

最后，必须历史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学”术语。鉴于“马克思学”问题在国内学界的重新受关注情况，我曾借助互联网进行检索，发现：在西方，“马克思学”术语的出现频率非常低！更重要的是，在我曾经阅读过的相当数量的“马克思学”论著中，除了吕贝尔之外，几乎没有人使用这个术语！相比之下，来自苏联东欧以及目前我国的评论者使用得到更多一些。就这个问题，我曾经访问过特瑞尔·卡弗和诺曼·莱文这两位公认属于“马克思学”阵营的英美学者，⑥通过他们的叙述我找到某种答案：尽管人们赞同吕贝尔通过这个术语重新指示出来的学术方向，但并不愿意使用这个术语，以避免将自己与这个已经变得非常微妙的标签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没有“马克思学”名分的“马克思学”研究的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认识实来把握名将变得更加困难。而走出这种困境的道路只有一条：回到“马克思学”的历史中去。

三、透过历史看“马克思学”术语

2005年，有感于一些国内学者依旧用过度意识形态化的眼光来对待西方“马克思学”，我发表了一篇专门评论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的文章，提出应当历史地、具体地对待西方“马克思学”。⑦次年，我和我的合作者分别在《福建论坛》2006年第4期和《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上连续发表了两组专题文章，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马克思学”的这次重返。此后，我系统研读了西方“马克思学”的大量代表性作品，大体上搞清楚了四个基本学术史事实。

第一，“马克思学”术语的现实源头是吕贝尔。如前所述，现在有国内学者提出了一种新观点，认为“马克思学”术语的真正创造者是梁赞诺夫。虽然我既不能直接证明也不能直接证伪这一观点，不过，我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只是一种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的抽象可能性。因为现有文献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这一新观点出现之前，西方学者其实都是通过吕贝尔才知道“马克思学”术语的。这意味着：即便梁赞诺夫真的创造了这个术语，但由于它不被人所知，没有参与到人们的观念形成过程，因此，它实际上没有发挥应有的学术影响力。换言之，“马克思学”术语的现实起点只应当追溯到吕贝尔。

第二，“马克思学”术语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作为“马克思学”术语之父，吕贝尔虽然在构词法上将“马克思学”确立为“科学”，但他从来不掩饰且经常强调它的意识形态立场。因为在他看来，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20世纪各种实现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集权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反马克思的。⑧只有他的“马克思学”才真正把握并捍卫了马克思思想的精髓：“前面的引文体现了我为自己称为‘马克思学’的研究领域的辩护。我把它理解为对各种蒙昧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在理论上所做的自卫还击。这些蒙昧主义理论体系通过乞灵于被断言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用于政治压迫和经济奴役。”⑨

第三，吕贝尔的“马克思学”术语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某种排他性。作为梁赞诺夫的推崇者，吕贝尔对MEGA1所倡导的文献考订方法的欣赏达到了迷恋的程度，因此，就研究方法而言，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学”其实就是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献考据研究。当“马克思学”与文献考订建立起直接对应关系后，这一术语实际上就具有了某种排他性，在客观上排除了以其他方法从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进而成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注意到，尽管西方学者大多对吕贝尔及其“马克思学”表示尊重，不过，极少有人愿意用“马克思学”来指称自己的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在科学规范的思想史研究中，尽管文献考订是一项基础因而重要的工作，但它绝不是思想史研究的主体与核心。

第四，在流传过程中，“马克思学”术语逐渐脱离吕贝尔的狭义理解，成为特定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模式或范式的非正式称谓。如前所述，以吕贝尔的狭义理解为基础，西方学界后来还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马克思学”术语，意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思想等的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从表面上看，这种广义理解非常宽泛，似乎可以将西方学界所有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都纳入其中。不过，经过分析，我发现，其实只有属于特定模式或范式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才会被纳入“马克思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西方“马克思学”的核心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当代性，而把它仅仅看作一种曾在19世纪西欧某些工人团体流行过的、以乌托邦伦理批判为中心的激进主义理论体系。⑩

在搞清楚以上学术史事实后，我还考察了“马克思学”术语在国内学界的理解使用情况，从而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学术史事实，即：30年来，尽管国内学界主流一直在使用西方“马克思学”这种表述方式，但人们对这一术语的理解认知则经历了一个从强意识形态化到弱意识形态化的演化过程。如前所述，在苏联学界的影响下，国内学界在80年代初形成了西方“马克思学”这种具有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术语构造方式：“西方”既指向实际的空间地理位置，更指向非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政治属性；引号则是意味着对“马克思学”所标榜的科学性的质疑和否定。此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意识形态环境和学术氛围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看到，和同时期进入国内学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一样，西方“马克思学”术语的强意识形态化色彩逐渐减弱。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术语的理解与西方学界所理解的广义的“马克思学”术语已经非常接近，大体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院派学者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一个相对固定的代名词。换言之，西方“马克思学”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正过名了！

基于上述学术史事实，我形成了以下三点基本认识：

第一，“马克思学”术语并不像某些国内学者以为的那样，是一个确定的、客观中立的科学概念，而是一个滑动的、具有明确意识形态内涵的能指。

第二，我们必须对“马克思学”术语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和批判性，既不应像过去那样视之为洪水猛兽，也不应像现在有些国内学者那样因为其“科学”外观而无条件地拥护、套用。

第三，“马克思学”术语在国内学界已经得到比较合理的理解、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其继续纠缠这种枝节问题，不如把精力投入到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逻辑的深入研究中去，充分理解、学习西方“马克思学”家们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并在批判地吸收、借鉴、扬弃的基础上，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真正科学的认识成果。

 

（原载《现代哲学》2009年0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