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信砚】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致思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鲜明实践性的哲学，密切关注时代的新特点，及时总结人类实践的新经验和科学认识发展的新成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相反，那种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习惯于从本本上讨生活的教条主义则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必然阻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不断中国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不断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在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教条主义又一次卷土重来，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翻开近年来一些中国学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可谓是“跳蚤”满目，新老教条主义的鼓噪声不绝于耳。一方面，老式的教条主义即王明式的教条主义、那种死守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本本的教条主义被从大门驱逐出去以后，现今已改头换面，在“凸现学术性”的堂而皇之的名义下从后门重又登堂入室，并采取了文本崇拜的形式。这种文本崇拜，只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了的老式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在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种新式的教条主义也极为盛行，这就是对洋教条的迷信。所谓对洋教条的迷信，就是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居然把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或观点奉为教条，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以西解马、以西评马、以西誉马等等。如果说“文本崇拜”仍然是不折不扣地“从书本上讨生活”，那么，洋教条迷信则不过是从洋人牙慧里讨生活。

无论是文本崇拜，还是洋教条迷信，都属于恩格斯借用海涅的诗句所嘲讽的那种“跳蚤”的行径。“跳蚤”横行，必致病毒肆虐。在近年来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各种豪言壮语式的口号不绝于耳，各种养眼的新词新说竞相闪亮登场，不能说论著不多，不可谓学术包装的力度不大，但真正富于思想内涵的真知灼见、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其重要原因之一盖在于常有各色“跳蚤”作祟。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套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警句：洋教条迷信必须废止，文本崇拜必须休息，而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简言之，必须告别“跳蚤”，皈依“龙种”。

所谓皈依“龙种”，就是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和立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是不唯书、不唯西而只唯实，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因此，在当前，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在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无论是近年来盛行的新老教条主义的作派，还是以往那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沦为现实生活中个别事件的论证手段或辩护工具的做法，都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关系，它们分别代表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庸俗化理解。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正确理解和同时强化学术性诉求和现实性关切，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具体的现实，把现实性关切提升到哲学研究的学理层面，大力提高学术含量和学术水准，并由此通过学术性诉求来体现现实性关切。

第二，在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诉求必然内含着科学性要求，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一门独立的学术性学科来建设，它是从根本上克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性的庸俗化理解、真正做到通过学术性诉求体现现实性关切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性关切也必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无论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用自然科学的性质和特点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还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些人主张相对分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取向与意识形态取向，都力图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做了失当的理解。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且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应该自觉地服务于这一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实践。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不要为政治服务，而在于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和怎样为政治服务。那种以服务于当下政治需要为旨归、充当现实生活中个别政治事件的论证手段的意识形态取向，本身属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庸俗化理解，也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性要求。马克思指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亦即相对于黑格尔“神秘形式”的辩证法而言的科学形态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种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锐利武器。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并不必然相抵牾。只要我们对两者做出正确的理解，就一定能够在它们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第三，在马、中、西的对话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文本崇拜和洋教条迷信，与近年来学术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些人所热衷的“中、西、马对话”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和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文本解读，这本是学科性质所使然，但文本解读却被某些人自诩为“真正的学问”、“最高深的学问”，并因此也受到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的追捧和效仿，被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想范式和实现其学术性诉求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再加上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使得一些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早已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动摇了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心，从而出现了诸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我们也主张加强不同的哲学、不同的哲学学科乃至不同的哲学流派之间的对话，特别是马、中、西之间的对话，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马、中、西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碰撞。但是，要达到思想交流和碰撞的目的，就必须使对话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且对话各方必须守护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如果对话中的一方垄断了话语权而另一方又失去了自己的应有立场，对话也就不成其为对话，它就会蜕变为独白，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专制和一方咀嚼另一方的牙慧。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文本崇拜和洋教条迷信，就是一些人在马、中、西对话中丧失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的表现，其结果则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理论品格消融殆尽。这种所谓的“对话”，不仅丝毫无补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且可能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陷入绝境。

 

（选自《江汉论坛》2007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