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回到马克思”：一个可疑的口号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每当既定的理论形态不能适应实践的变化,往往会出现类似于“回到马克思”这样的口号。例如,本世纪20年代,在西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纷纷失败的形势下,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问题。实际上,“回到马克思”之类的口号表达了改革既定的理论形态以适应实践的变化的要求。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也表达的是类似的要求。

但是,就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与它所要表达的实际要求之间仍然存在着距离。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而它沿用的既定的理论形态——苏联30年代教科书体系越来越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改革这一理论形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已成为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那么,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建构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文本中存在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或意义,苏联30年代教科书体系背离了这种真理或意义,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重新发现了这种真理或意义。换言之,“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试图提供一种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方法论。

这一方法论是片面的。首先,它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扬弃苏联30年代教科书体系。苏联教科书体系,作为一种对经典作家哲学文本的解释框架,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都可以找到依据。如果对苏联教科书体系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在理论上就必然走向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的对立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的研究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虽有差异,但在基本的哲学观点上是一致的。

其次,无论是苏联教科书体系,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都是对经典作家哲学文本(以下简称“经典文本”)的解释框架,而“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所提供的方法论是从古典解释观出发来理解上述解释关系的。古典解释观认为,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关系类似于绘画中摹本与原型的关系,原型优先于摹本。按照这种解释观,经典文本优先于各种哲学形态。而现代解释观认为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关系类似于绘画与原型的关系。按照这种解释观,绘画对原型来说不是附属的东西,经典文本也并不具有对各哲学形态的优先性。

在两种解释观背后,是两种解释真理观的对立。按照古典解释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或意义存在于经典文本之中,一种对经典文本的解释,要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要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从这种解释观出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旧形态,要么持全盘肯定的态度,要么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则把它看成对马克思理或意义的重新发现。其结果要么是教条主义,要么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连续性,不能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看成一个健康的自我更新的过程。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教条主义与虚无主义具有同源性,以同样一种解释观为方法论前提。

按照现代解释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或意义并不存在于经典文本之中,而是存在于经典文本与作为对它的解释的各种哲学形态的循环之中。这一循环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或意义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它既包含了经典文本,又包含了对经典文本的理解。同时这种真理或意义具有无限性,它永远是无法完成的,只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无限中介过程之中。这种无限性是一种解释的无限性,而不是指一种理论具有超越一切历史条件的无限性。这一循环可参看下图:

↗↙马克思主义哲学旧形态

经典文本真理或意义↑↓

↗↙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作为方法论是片面的,其片面性就来自于它所依据的古典解释观。因此,伴随着在批判吸收现代解释观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方法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也应该代之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口号。

（原载《哲学研究》2000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