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颖】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创作出版过程及在俄国的命运

1878年7月8日前后，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在莱比锡出版。正如恩格斯在出版序言的开篇中所说：“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1]它的创作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经过再三考虑、认真筹备和不懈斗争的过程。面对刚刚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揭示庸俗化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危害，维护马克思理论在党内的形象和地位，统一德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动，是恩格斯“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写作的主要动因。从1876年8月到1878年7月，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这部第一次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著作，从报刊连载到“汇集成书”，其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多重阻碍，正像恩格斯自己所形容的，“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仅很酸，而且很大。”[2]还在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期间，俄国革命家就十分关注这部著作的进程，当单行本出版后，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不仅广泛宣传其主要内容，而且突破沙皇书报检查制度，秘密或半公开出版俄译本，这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斗争的理论武器。

一、《反杜林论》的创作起因

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鱼龙混杂的各种“伪科学”充斥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工人运动中间，挑逗着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神经，“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3]在这些“伪科学”中，欧根·杜林的思想成为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位曾在柏林大学任兼课讲师的“理论家”，由于投靠俾斯麦政府未能如愿，便开始“拥护”社会主义。1871-1875年，他连续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初版，1874年二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年)和《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问世)等著作，在书中他以“社会主义改革家”的身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造社会的详尽计划，创造了一套“完备的”社会主义体系：在哲学观点上，他宣扬以庸俗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折中主义；在经济学上，他宣扬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歪曲剩余价值学说，把暴力当作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在社会主义理论上，他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实行“劳动平等”和“分配平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聊透顶的杜林”并不感兴趣，哪怕是在1867年12月，杜林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文章，批判《资本论》中的价值理论和辩证法思想。但是，当杜林提出了包罗万象的以“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新哲学体系”的时候，他不仅被誉为“民主斗士”，而且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间的影响颇大，逐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面理论“旗帜”，党内的主要领导人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也出现了杜林化倾向。1847年3月，倍倍尔阅读了伯恩施坦推荐的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后，立即在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①上以《一个新的“共产党人”》为标题匿名发表了两篇关于杜林的文章，认为杜林的“基本观点是出色的，我们完全赞同。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杜林的最新著作属于经济学领域最近出现的优秀著作之列。”[4]伯恩施坦几次登门拜访，成为杜林的热烈拥护者，他曾回忆说：“杜林在他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辛辣的批评，并没有削弱我们对他的信仰。一位果断的科学家挺身而出做社会主义的见证人，而且力求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和这件事实比起来，我们认为，他同《资本论》作者之间的理论分歧是不重要的。”[5]

从伯恩施坦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察觉出杜林拥趸众多的端倪：杜林“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这一点不仅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家所赞扬，更不要说被那些认知水平比较低的工人阶级所接受了。何况在一个连“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6]的时代，杜林以系统化的方式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在当时已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很难找到。伯恩施坦说，杜林“用来说教的那种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形式很中我的意，尤其是因为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在德国还没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和目的提出任何概括性的表述。《宣言》本身仅仅包含一些概括性的论断，这些论断……已不能满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编者注)目前所达到的水平的要求了。”[7]

面对杜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地位的挑战，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2月1日致信恩格斯，希望他能批判杜林，消除不良的影响，“你是否愿意写篇文章(严厉地)清算杜林?他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第2版中重复了他对马克思充满忌妒的全部愚蠢谰言。我在圣诞节前曾听了此人的一次讲课：狂妄自大，咬牙切齿地忌妒马克思，无非是这类货色。他在我们许多人当中(特别是在柏林)影响很深，必须彻底收拾他。”②同年11月，李卜克内西接连4次致信恩格斯请求他尽快彻底地对杜林思想进行批判。此时，恩格斯正抓紧时间写作《自然辩证法》，一旦开始批判杜林，这项工作就会被打断。但是，由于“德国社会党正在很快成为一股力量。要使它成为一股力量，首先必须使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公然准备在他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作为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8]1876年5月底恩格斯决心暂时停下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9]

1876年5月24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表示要彻底批判杜林和杜林主义。5月25日，马克思立即回信，坚决支持这个想法，“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多年来，我们把这看作是次要的工作，没有接受下来。……只是在他多次寄来各种无知之徒的信件，使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的时候，我们才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10]5月28日，恩格斯再次致信马克思，决定了他批判的计划：从杜林的《哲学教程》一书入手，因为“这本书暴露出的庸俗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写作“开始时我将纯客观地、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11]

从这时起，恩格斯集中精力作批判杜林的准备工作：他订购杜林的书籍，搜集杜林的文章，阅读了许多相关著作和资料，认真研究、摘录和分析，写出了大量批判杜林的准备材料③。三个月后，1876年8月25日，恩格斯从兰兹格特海边写信给马克思说：“从今天算起，过一个星期，我们将返回伦敦，那时我立即着手批判这个家伙。”[12]此后直到1878年7月初，恩格斯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写作《反杜林论》，并陆续发表。

二、《反杜林论》的发表经过

1877年初，恩格斯完成了《反杜林论》包括引论在内的第一编《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从1月3日起，该编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在《前进报》上，立即得到党内外的高度评价。其中既有赞扬之声，也有反对者的阻挠。例如，1月9日，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就写信给恩格斯赞扬道：“我刚刚在《前进报》上读到了您去年写的杰出的作品《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的开始部分，我必须说，这个新年不可能有比这更好和更切实的东西来开始了。”[13]反对者主要是杜林的追随者，他们力图阻止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让《前进报》编辑部把这篇文章安排在次要的版页上，并且每次只登载很短的一段；在发表时间上，原定恩格斯的批判文章每周三次连续发表，后来在德国国会选举期间，为了能让《前进报》有较多的篇幅刊登选举活动的宣传材料，改成每周发表两次。事实上，迫于杜林追随者的压力，即使是这样的协议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文章的发表时辍时续，从1877年4月29日到5月11日，甚至中断了恩格斯文章的登载。恩格斯虽然提出了抗议，但收效甚微。从5月13日起，再次停载。在1877年5月29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上，杜林追随者约·莫斯特提出提案：“代表大会声明，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丝毫不能引起《前进报》大多数读者的兴趣，甚至还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14]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这项提案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李卜克内西则坚决支持恩格斯，他作为《前进报》的编辑发表声明，继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这些反对杜林的论文是来自党内的意义最重大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这一著作是必需的。事情关系到保卫我党的科学原理。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15]倍倍尔不得不以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文章篇幅过长为由，提出一个折中的提案，“停止在《前进报》正刊上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而以小册子形式加以发表。”[16]最后，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改的倍倍尔的提案：在《前进报》学术附刊或在科学《评论》(《未来》杂志，即《Zukunft》)上或者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这样的文章。[17]这项决议直到7月27日才正式被执行。

大致在1877年6-12月，恩格斯完成了《反杜林论》的第二编《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事实上，该编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写于1877年3月初以前；第二部分写于8月初以前。1877年7-12月，第二编的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在《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上。第三编《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大体写于1878年半年，发表于1878年5-7月的《前进报》附刊。

值得说明的是，在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期间，马克思给予他极大支持和诚恳帮助。从恩格斯下决心批判杜林，设计批判计划时起，马克思始终和他紧密合作。在具体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抽出一些时间阅读、分析杜林的著作，及时同恩格斯交换意见。他提醒恩格斯注意和熟悉杜林在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还为恩格斯搜集、推荐和寄送相关书籍材料，甚至亲自参加写作。马克思对杜林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一书第2版的前三章作了详尽的批判，恩格斯认为这已经非常充分了，“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18]以“《批判史》论述”为题作为第二编的第十章。最后，在《反杜林论》付印前，恩格斯按照和马克思多年合作的习惯，把全部原稿念给马克思听，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的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19]

1877年7月，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三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同年7月8日前后，全书在莱比锡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并撰写了序言，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这个标题是恩格斯讽刺地套用了杜林于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导师、庸俗经济学家凯里。此后出版的《反杜林论》第2版和第3版，该书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未加副标题目《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在1879年11月14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把这部书称作《反杜林论》。1895年，列宁在他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沿用了《反杜林论》书名。④后来《反杜林论》就成为这部著作的正标题，而原书名则作为副标题载入史册。

1886年，在《反杜林论》第2版在苏黎世出版。恩格斯没有对这个版本做重大的改动，主要是因为恩格斯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3卷的工作上，恩格斯只是对第三编的第二章“理论”做了一些改动，这一章不包含和杜林的论战。恩格斯在专门为这一版写的序言中，根据他为《自然辩证法》收集的材料，重新批判性地审查了他在《反杜林论》第1版中对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的提法。[20]

1894年，《反杜林论》第3版由狄茨出版社在斯图加特出版。这一版基本上是翻印以前的1886年苏黎世版本，只是在第二编第十章马克思写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史的部分做了些修改，恢复当时被压缩的部分，省略了和杜林有关的一些地方，使《反杜林论》中的正面叙述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特别突出。[21]

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以及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仅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摆脱了杜林主义的影响，确立了正确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值得提及的是，《反杜林论》第1版出版后不久，1878年10月，就在俾斯麦政府实施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下被禁止出版发行。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置于非法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均遭到查禁。恩格斯在第2版序言中曾写道：“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之后，这部著作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22]可是，这项法律实行的后果却适得其反。1880年，恩格斯应法国共产主义者拉法格的要求，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概论的第一章和第三编的第一、二章——合成一册独立的著作，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书名在巴黎出版，即人们现在所熟知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马克思曾把这本小册子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这本小册子的德文版在1883年一年内就印行了3版，共10000册。更出乎恩格斯意料的是，还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的1886年，《反杜林论》出版了第2版，印数达2300册。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一定会明白这种措施带来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地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帮忙，我的若干短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23]

三、《反杜林论》在俄国的传播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都十分重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并与俄国革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1878年，当《反杜林论》刚刚出版一个星期，即7月16日，恩格斯就写信给В·Н·斯米尔诺夫说，前一天已经寄给他了一本“反对杜林的著作”，并请斯米尔诺夫告知拉甫罗夫(Лавров)和洛帕廷(Лопатин)的地址，恩格斯想把这本书也邮寄给他们。[24]最后，恩格斯从施米特那里得知了拉甫罗夫的地址，并于8月10日写信给他：“希望您已收到我昨天给您寄去的一本我的反对杜林的小册子。如果我有您现在的地址的话，我早就会把它寄出的。”[25]几天后，拉甫罗夫给恩格斯回信，“我刚刚收到您的令人愉快的信和您关于杜林的著作，我早就想看它了，并且已经在《前进报》上读了一半……”。[26]当时，由于杜林主义在俄国知识界，特别是在进步青年中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广泛的传播，被俄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当作手中的理论武器，如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能在俄国翻译和传播，揭露杜林理论的庸俗社会主义的内核，对于俄国革命的发展和进步青年的思想引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27]因此，拉甫罗夫读过《反杜林论》后，他就写信给俄国国内的革命家，让他们关注这本书：“请注意恩格斯刚刚出版的一本关于杜林的小册子；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批判，但包含了许多关于一般性问题的理论。”[28]

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位俄国革命家М·柯瓦列夫斯基(М·Ковалевский)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一本《反杜林论》，他很快就将这本书转给了Н·И·季别尔(Н·И·Зибер)。1879年，在柯瓦列夫斯基主编的第15期《批判评论》杂志上，Н.И.季别尔发表了对《反杜林论》一书评论，文章的大部分是摘要。同年，第11期《语言》杂志上也刊登了Н.И.季别尔以《辩证法在科学中的应用》为题的评论性文章。这篇文章节译了《反杜林论》的第一编和第二编前三章。Н.И.季别尔发表的这两篇评论使得当时的俄国读者获得了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核心的基本原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可能，因此，Н.И.季别尔也被评价为“《反杜林论》的第一个普及者、评论者和翻译者”。⑤[29]1884年4月11日，恩格斯致信给伯恩施坦说，从各方面获悉，“这本东西产生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影响，特别是在俄国。可见，尽管同微不足道的对手进行论战不可避免具有枯燥的性质，但是我们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还是起了作用。”[30]

1894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3版在斯图加特出版。但同一年，沙皇俄国书报审查机关却颁布法令禁止它在俄国出版和传播。禁止的原因是，认为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证明了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不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而导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因此，《反杜林论》是一本“社会主义教义问答手册”，是民主党人进行宣传的“危险武器”。[31]尽管如此，19世纪80-90年代，《反杜林论》的部分章节还是在俄国被半公开或秘密地发表过几次，并成为“首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武器”[32]。

19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本缩略版的《反杜林论》译本在莫斯科的“翻译者和出版者协会”出版。[33]1884年，“劳动解放社”出版了由В·查苏利奇翻译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一章也被作为附录收录其中。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个译本，认为查苏利奇的这个工作是第一次尝试用俄语翻译《反杜林论》的理论财富。19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翻译了一系列《反杜林论》的片段，并发表在杂志上。[34]彼得堡、喀山、莫斯科、萨马尔等许多城市的地下小组都学习和研究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将其中的思想广泛地运用在理论斗争中。值得提及的是，1889年至1893年，列宁在萨马拉生活时期阅读了《反杜林论》，并撰写了关于这部著作的内容概要，但这份概要没能保存下来。[35]

1904年，《反杜林论》俄语译本在彼得堡В.雅科温科出版社(Издание В·Яковенко)出版，印数为2450册。该书的书名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杜林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没有署译者的名字，实际上，它是由孟什维克马尔托夫(Л·Мартов，策杰尔包姆)根据德文第3版翻译的。7月24日，已经印好的但之前没有被审查的译著被送入彼得堡书报审查委员会。审查官索科洛夫很快就查明，这是一本更改了标题，在1894年禁止在俄国翻译出版的恩格斯著作。为了不承担这部书未经审查就被出版的责任，审查官向彼得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审查意见。意见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观念对于现代俄罗斯有教养的社会“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失去了诱惑人的新鲜性，并分化为新的流派”，审查官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面”和它的“可能有特别危害的实际结果”区分开。审查官确认，至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批判，它早就成为永久的新闻现象和文学现象，不仅仅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这种批判。此外，恩格斯与杜林的论战(审查官认为，杜林“也是一位更具革命性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看到粗陋的暴政”)经常依据《资本论》，后者被允许在刊物上发表。因此，审查官没有找到把这部书归入“法令”第149条关于审查和出版的条款的根据(根据这一条款，内政部长有权向部长委员会提出禁止这部特别有害的译著)，在他看来，这只是一本未经批准擅自出版的图书。当然，审查官也发现了个别不能“通过”的地方和页码，其中涉及了审查官在报告中所提到的作者对基督教和基督教道德观的“猛烈抨击”，以及对人类社会主义未来的宣传。审查官认为，只有删除这些地方(标出的近50页)才可以面世。[36]

除了索科洛夫的报告，审查委员会又“从自己的角度发现了问题：第一，在纯粹科学辩论的幌子下，恩格斯的书带有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利益服务，并为消除其由杜林理论所引起的内部分裂的实际目的。第二，这本书简短但非常明确地向读者大众阐述了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原理，以及关于在社会主义初期现存的社会制度必然变更的道理。”考虑到“传播这部出版物可能产生特别的危害”，审查委员会决定它适用于“法令”第140条关于审查和出版的条款。В.雅科温科出版社申请出版这部书的删节版，请求被批准。1904年10月，《反杜林论》俄文节译本出版。[37]列宁熟悉这个译本。1907年2月，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列宁指出，“这本书有策杰尔包姆的俄译本，可惜这个译本翻译得很糟，不仅有许多遗漏，而且有不少错误”。[38]1907年，В.雅科温科出版社出版了完整译本的《反杜林论》，标题改为《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反杜林论》在苏联曾用18种文字出了63版，总发行量达2461000册(根据苏联1960年的统计材料)。[39]但是，由于《反杜林论》属于马克思恩格斯大部头的著作，直至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共马列学院才出版比较科学和准确的译本，这一版本共印行了10万册。在这个译本中，全部译文都根据1894年出版的《反杜林论》德文第3版重新校订和修改。“政治经济学”部分中马克思撰写的第十章也根据保存在马列学院里的手稿复印件重新校订。此外，《反杜林论》中被列宁在其著作中引证过的地方，就全部采用列宁的译文。在全部正文中也都采用列宁的术语。在这一版本的附录中还刊载了写作《反杜林论》一书前的准备材料以及与该书相关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恩格斯的论文《步兵战略及其物质基础》。1948年，这个版本被再版。

【注释】

①两党合并后，《人民国家报》更名为《前进报》。

②1875年2月1日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的信。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幅面大小不一的稿纸(共计35页)，包括杜林著作的摘录和恩格斯的札记，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勾掉，因为已用在《反杜林论》正文中。第二部分是幅面较大的稿纸(共计17页手稿)，每页分两栏：左边大多是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第2版)一书摘录，右边是恩格斯的批语；个别地方因为已用在《反杜林论》中，所以用直线勾掉了。

此外，可以列入《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的还有：关于奴隶制的札记、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一书摘要和作为《反杜林论》中《引论》草稿的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札记。这三个札记都收在《自然辩证法》一书材料中。

构成《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第一部分的札记大概写于1876年，第二部分则写于1877年。这些准备材料第一次部分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192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MEGA1)《〈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变革命〉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第1部分第27卷(1988年柏林版)。(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593页。)

④中国第一个《反杜林论》全译本的译者吴亮平曾在1955年对《反杜林论》的译本作了第二次校订。这次校订是根据1950的俄文本，同时参照德文原本和1954年莫斯科的英文本校译的。1956年2月，该校译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后还附有译者的“校译后记”。在“校译后记”中，吴亮平也对书名问题作了解释：“关于本书书名，有的同志曾经建议按照德文原本那样，把‘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作为正标题，而把‘反杜林论’作为副标题。可是因为在列宁著作的引文中通用〈反杜林论〉这一书名，所以我们还是照俄文版和英文版把它作为正标题，而在扉页上则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上所实行的改革’作为副标题。”(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吴黎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45页。)

⑤Г.А.Лопатин：《Анти-Дюринг》в России 70-x годов，Звенья，Ⅷ，М.，1950.

【参考文献】

[1][2][3][6][8][9][18][19][22][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3，344，345，344，695，344，347，347，346，347.
[4][5][7]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研究《反杜林论》的参考史料[M].北京：三联书店，1980：41，2，2.
[10][11][12][14][15][16][17][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18-19，29，498，498-499，498，499，310，314.
[13]俞长彬，钱学敏.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杜林主义斗争史略[R].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6，(16)：73.
[20][21]列·阿·列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M].北京：三联书店，1976：102，103，181.
[26]К.Маркс，Ф.Энгельс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М.，1967，стр.348-349.
[27]Г.А.Лопатин. 《Анти-Дюринг》в России 70-x годов，Звенья，Ⅷ，М.，1950.
[28][29][31][32][36][37]A.И.Володин. “Анти-Дюринг” Ф.Энгельс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России 19 века，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1978，стр.92，136，196-197，184，198，198-199.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39.
[33]О.Калекина，Издание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России конца 19 в.М.，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7，стр.89.
[34]Л.А.Левин.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К.Маркса и Ф.Энгельса，М.，1948，стр.131.
[35]Ю.П.Шарапов.Ленин как читатель，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83，стр.39.
[38]列宁全集(1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75.
[39]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评介[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248.

（原载《党政干部学刊》2014年02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