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谦】哲学与正义：勒维纳斯的人类和平论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中有记载，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与他的父亲梁济在家里谈及欧战的新闻。父亲就问他：“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父亲接着他的话说：“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后，他的父亲投湖自尽。[1]在种种邪恶面前，有些人像梁漱溟的父亲一样因为绝望而选择自尽，这样可以落得个清净。也有些人比如当代法国哲学家E•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因为震惊而选择思考，这样可以解除心中的死结。本文以勒维纳斯的人类和平论为题，旨在探讨这位哲学家面对种种暴力所作出的艰辛的思考。为什么说他的思考是艰辛的呢？要在苦难问题丛丛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一条解除苦难的道路，那该是何等的困难！他要在人类永久和平几乎就是一种奢望的情形下，极力向我们证明社会正义是可以实现的，和平的生活是应该存在的。为此，当我们的眼睛都被现实的苦难所包围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灵都被战争的邪恶所麻木的时候，他举起了一面“他者的人道主义”旗帜，并祈望通过“他者的伦理学”来消除人类的种种暴力，让人类的永久和平真正成为现实。
勒维纳斯的心思始终浸泡在为现实苦难而难过的泪水之中，他不停地游弋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徘徊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目光一直朝向正义和平等。他的思想是最富于感性色彩的，同时也是最具有想象力的。他探讨的是“别于存在”的经验和“超越本质”的东西，所以他的哲学就像迷一样。我们确实很难给他的思想进行学科归类。或许可以说他的思想是一种没有伦理学的伦理学，是一种没有哲学的哲学，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希望。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思想家呢？我想M•舍勒的一段表白可以用作对他思想的一种素描：“我们且用纯净、充满稚气的人类之眼，来观看我们身边的这出戏，一如一位普通人从欧洲早已逝去的岁月走回我们的时代，他只是来作客，环顾四周，惊讶不已。我们且对发生的事投上一瞥，同时又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我想说，异化的一瞥，以便把我们在身边观察到的一切不仅作为孤立的、早已成为日常习惯了的现实来看待——或许我们的眼睛对这场屠杀与仇恨已经习以为常——，而是同时把这一切看作当代欧洲人所独具的道德的总体状况的象征。”[2]无论我们怎么看，勒维纳斯的一双眼睛都是纯净的和天真的，勒维纳斯的哲学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他的心中始终潜藏着一种“人的乌托邦”的圣洁感，这使得他没法不纯净，这使得他没法不沉迷于超越自我的形而上学。
哲学发展到今天，我们还会常常问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勒维纳斯的回答是：“哲学是作为对爱的爱，是一种由他者的面孔所教会的智慧。”[3]所以哲学是一种“爱的智慧”，而不是我们惯常所说的“爱智慧”。我们常说哲学起源于惊奇，但这个惊奇不是来自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命令，而是来自他者的眼睛，来自“他者之谜”。哲学追求的不应该是知识，而应该是超越自我和召唤正义。简言之，作为“第一哲学”的是伦理学，而不是存在论（Ontology或者译为本体论）。当我们面对“他者”， 就会有“无限性”和“超越性”的省思。这种省思是以“和平”的精神作为最高原则的，是指向世界的至善至美的。在勒维纳斯看来，“正义”是第一位的要求，因为人类生活的戏剧场景是从伦理关系开始的。我们很容易将勒维纳斯看作是一个伦理学家，看作是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弥赛亚主义”和“末世论”味道的道德完美主义者。然而他一再强调“我的任务并不是要构建伦理学，而只是在于发现伦理的意义。”[4]他的所有努力就是通过思考伦理的意义来重新探讨社会正义问题。他曾经把伦理学比喻为“一种光学”，而且是“一种精神光学。”[5]这个比喻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他本人也没有做出任何解说。在我看来这个比喻的立意在于，勒维纳斯始终认为伦理学就是由“他者”的“在场”（présence）引发出来的对于利己主义自发性的质疑，就是由“他者”的“面孔”（visage）呼喊出来的亲近他者的责任和义务，就是由上帝的“他性”（illéité）召唤出来的超越自我的欲求。惟有走出自我，才能走近他者，才会有爱之光穿透被暴力笼罩的黑暗世界，照亮我们前行的生活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是一种精神的光学。人类生活中伦理是第一位的，重要的不是我们应该知道些什么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和平相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追求的不是“工具理性”而是“正义理性”。这种自我超越性的“理性的本质不在于为人的安全提供基础和权力，而是对人提出问题，召唤他去面对正义。”[6]对勒维纳斯来说，真正让他着迷的不是伦理学，而是人类的圣洁生活和“正义的最后莅临”。当我们都变得更道德的时候，正义才能够建立起来。这种道德并不抽象而是很具体，就是将你口中的面包分一点给饥饿者。[7]为什么他特别喜欢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作品，正是因为这位背负有强烈社会正义感的俄罗斯作家总是跟他想到了一起：“要想重新改造世界，必须使人们自己在心理上自己走上另一条道路。除非你实际上成为每个人的弟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是不会实现的。”[8]
一、从“自我学”到“总体性暴政”
当代西方哲学出现的“伦理的转向”，或者说是“伦理政治的转向”无疑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取向的一种反动，是对极右和极左的极权主义暴力的一种回应。伦理的和政治的思考重返哲学的中心舞台，呼唤和思考正义已经成就了当今哲学的一番新兴事业。当代法国哲学所呈现出来的“新启蒙运动”的思想态势，就是这种转向的集中表现。在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噩梦之后，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一直折磨着有良知的西方思想家们（德国思想家T•阿多尔诺发出誓言：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我们就不能再写人性的赞美诗了），尤其折磨着生为犹太人的而且生性敏感的勒维纳斯。他对于灭绝人性的战争大屠杀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在立陶宛的所有亲属都死于纳粹的屠杀，他的妻子女儿四处逃难，他自己也被关进过纳粹的战俘集中营）。除了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之外，他还看到了斯大林主义和“古拉格群岛”，看到了“广岛原子弹”，看到了种族屠杀……暴力的血腥就像梦魇一样地搅扰着他的神经，使他始终处于思想的“失眠”状态。《别样的存在或在本质之外》一书的“题词”就是为了纪念被纳粹杀害的六百万犹太同胞以及他的亲人，《总体与无限》一书的序言就是以战争和道德为题引出了和平的末世论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的战争？造成种种暴行尤其是纳粹大屠杀的根源在哪里？关于友善与博爱的伦理思考就构成了勒维纳斯人类和平论的哲学基石。他试图从哲学思维的角度去寻找和平的答案，而且试图跳出西方哲学的传统思路去寻找永久和平的答案。犹太教圣经和俄罗斯文学（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幼年心灵里埋下的种子，则为他一生的伦理思考提供了灵感和方向。
勒维纳斯不太愿意别人称他是一个犹太思想家，但他的思想深处确实沉积有犹太文化的宗教元素。他对希腊哲学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的检讨和批判，就明显地得到了犹太教圣经的启示，即对他人的无条件的尊重。在勒维纳斯长期研读的古老圣经《塔木德》中，犹太人就将正义、谦卑和博爱当作是支撑整个世界的三足：一是向世人宣讲“不要轻贱正义，因为它是支撑世界的三足之一，须小心不要颠倒了正义，因为这样便动摇了世界的根基。”（《大申命记》，5：1）：二是需要懂得“我的谦卑就是我的高贵，我的高贵就是我的谦卑。”（《大利末记》，1：5）；三是应该知道“挑起天国的重担，竞相敬畏上帝，彼此施行仁爱”（Sifre Deut.§323；138b）。[9]在犹太教的信仰行为中，“与理性不同，良知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认识某事物，而是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事物是互相联系的，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意识到自己在裁决而又被裁决。”[10]在犹太教圣经里面，“邻人”（le prochain）是一个经常提到的词语，这也成为了勒维纳斯伦理思考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希伯莱语中，所谓“牺牲”的意思就是“走近”，走近邻人走近他人走近上帝。勒维纳斯则使用了“人质”（hostage）这个概念来表达他的责任伦理学，即“主体的主体性就是责任”和“正义就是承认他者是我的主人”这样的伦理思想。[11]显然在他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省思过程中，犹太宗教的世界观起到了一面镜子的作用，让他看到了一味追求“同一”和崇尚“自由”的传统西方文化的症结所在。
战争之后，幸免于难的勒维纳斯总是有一种负罪意识，这也使得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作家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正如尼•别尔嘉耶夫所谈到的，“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关于生活的意义问题，关于从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中是占优势的问题。”[12]就像大屠杀折磨着勒维纳斯的良知一样，苦难问题也始终吞噬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当人走向人的崇拜、走向自我崇拜时，同情心和人性就转化为残忍性和非人性。”[13]当勒维纳斯不断追问现代欧洲文明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的时候，他特别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残酷的文学天才，并且常常在行文中引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些名言：“也许我真的比起旁人来更对一切人担有罪责，我比世上的什么人都坏！”“只要你诚心地认为自己应对一切事物和一切人负责，你就立即会看出事实确实就是这样，你确是对一切人和一切事物担有过错。”[14]在俄罗斯作家中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意识或者说宗教道德意识是最为突出的。他所塑造的理想人物阿辽沙始终坚信用爱能够消除世上的苦难，依靠无限的上帝能够唤醒迷途的灵魂。在抽象的爱中，人类往往只是爱自己。在具体的爱中，人类要学会消除自我，把自我完全奉献给别人。“爱高于存在，爱是上帝存在的皇冠，存在怎能不受爱的支配呢？”[15]这种崇尚博爱的救世主义精神同样渗透在勒维纳斯的人类和平论里面。
在犹太教文化和俄罗斯文学的共同启示下，勒维纳斯有了一种换位思考后的发现。他从现象学起步，逐渐发现战争与“总体性暴政”有直接关联，而“总体性暴政”又与传统西方哲学固有的“自我学”（Egology）有直接关联。什么是“自我学”？勒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一书中说道：“苏格拉底式的真理的最终目标就是达到同者的完全的自我满足，即自身的同一性和自我主义。所以说哲学是一种自我学。”[16]在他看来，以西方哲学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自始至终都在实施对他者的压制。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无法去思考作为他者存在的他者问题。“‘认识你自己’成为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基本箴言，这是因为西方人最终是在自身中来发现宇宙万物的。正如同尤利西斯的颠沛流离只是为了最终回到家乡。”[17]与之相反，勒维纳斯特别推崇的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因为那是一个永远离开自己的家乡而走向未知的旅程。在他的心目中，尤利西斯只是要回到他所熟悉的地方，他只能接受他原本熟悉的东西。以往的存在论哲学也是如此，它自始至终都恐惧那些陌生的东西，只是在自己身上寻找可以安慰自己的真理。亚伯拉罕则不同，他义无返顾地离开了故乡，并且禁止仆人将他的儿子送回出发之地，一直走向未知之地。在亚伯拉罕的启示下，作为伦理学的哲学应该去面对陌生的他者，应该去探究它所不熟悉的东西。[18]当今的世界，冲突不断，和平难觅，正是因为“自我中心主义”在背后作崇。在大一统习惯思维的统领下，人们不顾一切地追捧那个大写的“同一者”（Même），同时肆无忌惮地压制那些冒头的“异己者”（Autre）。我们从来也不尊重“他者”，并且还不断地压制、迫害乃至消灭“他者”。勒维纳斯特别声明：“我对总体性的批判实际上来自于我们还没有忘却的政治经验。”[19]
现象学作为一种崭新的意识哲学，原本是勒维纳斯攀登哲学顶峰的基本工具，而且是他一直学习和推崇的哲学方法论。他最初是肯定现象学的，因为在他看来现象学是在研究意识与世界的遭遇，是在质疑世界向我们呈现的方式，是在捍卫人的自由和尊严。现象学不再停滞在主体和客体、本质和现象的二元对立的视野之中，不再是对实体问题的思考而是对关系问题的追讨。可是他逐渐发现现象学还是没有跳出“自我学”的泥潭，胡塞尔将他思考的立足点放在了“纯粹自我”抑或“先验自我”的身上，海德格尔将他思考的基础放在了“此在”（Dasein）的身上。他们的现象学还是坚守一种传统哲学的内在性思路。“从根本上讲现象学的描述是离不开光的，即离不开封闭的和孤独的人，离不开由死亡终结带来的焦虑，因此它关于他人关系的分析都是先天不足的。现象学一直停留在光的世界之中，在这个自我独居的世界中是没有作为他人的他者的。对于自我而言，他人不过是另一个自我，是一个他我（alter ego），要认识这个自我只有依靠同情，也就是向自身的回归。”[20]现象学的这种内在性思路依旧坚持一种理智主义，坚持一种“存在论的帝国主义”，并且把自我及其自由看作是第一位的，自由是优先于伦理的，从而忽视了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如果用勒维纳斯的话来说，“海德格尔的此在永远都不会感到饥饿”[21]，当然也不可能体会到他人的饥饿。永远不会饥饿的自我还是真实的吗？
勒维纳斯非常欣赏的犹太思想家F•罗森茨维格在其所著的《救赎之星》（L’Étoile de la Rédemption）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确实具有一种国家化的暴力倾向，其中缺少爱心，尤其缺少对他者的关心。勒维纳斯受其点拨而始终认为，就黑格尔哲学而言（其实也是就整个西方哲学传统而言），都是将大写的“存在”（Being）置于具体的“存在者”（existent）之前，将存在论置于伦理学之前，将自由置于正义之前。这种传统的存在论事实上促成了极权主义的不断蔓延，因为以“总体性”为原则的哲学思想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勒维纳斯有他的分析逻辑：“作为第一哲学的存在论是一种权力哲学，”[22]这种哲学从来也不会质疑“同者”，而且总是动用理论（即主题化和概念化的理论形式）来解决“同者”和“他者”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把“他者”还原为“同者”，因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非正义的哲学。在勒维纳斯的眼里，传统哲学的存在论是一种典型的“消化哲学”（恨不得将一切所遇所见之物都吞噬下去），用同一取代差异，用一元压制多元，对于异己者和陌生者采取排斥和强暴的态度。对于以“他者”为代表的那些外在之物，我们因为永远把握不了而心生恐惧，因为恐惧我们只好将其消灭。事实上，西方的哲学传统不是遗忘了存在而是遗忘了“他者”。这种传统将世界完全自我化和总体化，总是以为依靠知识就能够认识和掌握世界，就能够占有和驾驭世界。本来“真理是对存在的一种尊重，这就是形而上学真理的意义所在。”[23]可是传统存在论的真理观并没有一种尊重“他者”的态度，而完全遵行一种压制征服对象的原则。就这样世界还有和平吗？
勒维纳斯质疑存在论，目标指向其“总体性”（totalité）观念。“总体性”乃是存在论的纲领，即把各种存在纳入到理性的体系之中，使之成为认知的对象，最终把异己者强行合并到自身的体系之中。显然，“总体性观念和无限性观念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纯理论的，而后者则是道德的。”[24]纯理论的态度追求的是同化、消化、吞噬、凌驾、控制和暴力，相反道德的态度遵循的是尊重、包容、亲近、谦逊、忍让和担待。为什么说西方哲学自始至终都在实行对他者的压制？因为在总体性纲领的引诱之下，自我中心主义的目标就是同化、消化和吞掉对方，其知识的追求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权力的追求罢了。当哲学一味地将同一性凌驾于差异性之上，它就会变质成为一种“总体性暴政”。总体性哲学自己划了一个圆圈，将顺从的“他者”划进来，而将反叛的“他者”划出去。所以传统哲学的问题就是先假定自我的存在早于与他者的相遇，而且只关心能够抓住对方的知识论问题。我们从小到大学会的更多的是如何认识对象，而认识对象只是为了驾驭对象，让对象为自己服务。我们永远都不能够放下自我，自然就不会想到去尊重“他者”和亲近“他者”。如果从思想源头上找原因，人类的冲突和暴力就是这样生成的。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只要学会了尊重和亲近“他者”，人类的冲突和暴力就会减少直至消除。尊重“他者”的关键在于要跳出“自我学”所盘踞的思想高地，也就是说要去尊崇“无限性”（infini）观念而丢掉“总体性”观念。勒维纳斯相信，走出自我中心是铲除人类暴力的必由之路，而要真正地走出自我中心，就需要有“无限性”观念，就需要面对上帝。上帝就代表“无限性”，就代表“绝对的他者”。在上帝面前，我们没有骄傲自满的资本，我们惟有一颗谦卑敬畏的心。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出离希腊哲学以来的思想传统呢？勒维纳斯的答案是回到那些以超越自我为目标的古老智慧，这就是他所熟知的犹太教圣经。他发现犹太教是一种宽容的宗教，同时也是一种宽容的哲学。在犹太教的信仰中，包含了一种对于他人无条件尊重的智慧，这种智慧强调自我是在对非我的尊重和关心中成长起来的。人生的要义和社会的基石是在仁爱和善行之上，而不是在知识的掌控之上。真理不在自我的心中，而是在“他者”的脸上，在上帝所代表的“无限性”之中。从“无限性”出发，我们就能够看到“他者”和尊重“他者”，人类的和平就有希望了。意识的意向性并不是人性的秘密所在。人类存在的本质并不是冲动，而是清偿与告别。
二、从“无限性观念”到“他者的伦理学”
超越自我，是让自我变得谦虚一些，包容一些，友善一些。如要做到这一点，自我就要对“他者”保持充分的尊重，让“他者”成为心中的“谜”（Enigma）。可是，自我在作出判断的时候往往不是取决于他对普遍利益的理性认识，而是更多地依从于自己的欲望和私利（这就是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必然遇到的麻烦）。自我的行为一般总是由个人利益的感性认识所决定的。那么，超越自我的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或者说人类道德行为的源泉到底在哪里呢？靠神的启示还是良心的呼声？依托仁慈的本能还是人性的规定？或者说源于自由的要求？在勒维纳斯看来，人类的道德感来源于神秘的宗教感，而宗教感则来源于无限性观念或者说上帝观念。“无限性展现了善的秩序。”[25]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的心中装进了无限性观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变得谦卑一些温和一些。无限性观念意味着一个心灵能够包容更多的东西。它表明了一个内在性的自我能够与外在性的世界发生关系（当然不是那种认知化的意向性关系），这个自我不会将自己的内心存在当作是存在的总体性。当拥有了无限性观念，自我就不会用“同一性”去取代“差异性”，也不会用“一元性”去压制“多元性”。无限性观念展现的是一种高度，一种高尚，或者说是一种超越。当“无限性”通过“他者”的“面孔”和“上帝”的“他性”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作为主体的自我既不是一种“我思”，也不是一种先验认识，而是体现为一种为他的责任。于是，自我的超越性就具有了一种伦理的意义。自我的眼睛不再受到利己主义心思的遮蔽，“自我主义”转向了为他主义。这种为他主义当然不是思辨的结果，而是与他人不断遭遇的结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人的道德感是“生活本身赋予的。”[26]当我遇见一个陌生者的时候，我首先不是去琢磨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而是直接感受到来自“他者”的疑问和召唤，此刻会在我的心里产生“谜”一样的感受。“他者”永远都是一个谜，因为“他者”是“无限”，是在知识之外的“踪迹”。对于无法再现的生活经验，对于无法成为知识对象的“他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保持敬重。就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应该保持沉默。当然这种沉默不是代表无视和轻蔑，而是代表敬畏和尊重。在生活中保持一种神秘感，是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自傲和自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限性观念可以帮助我们远离暴力。
存在论一贯从主题化和知识化出发。对于“他者”的存在，它没有丝毫的神秘感，也没有什么敬畏心尊重心，目标就是消除无限性观念，揭示谜底，直至杀死“上帝”。存在论的这种思考方式是从“自我”出发，最终回到同一个自我，即“同一者”。因此，存在论往往是还原论的和自我中心的。如果说同化和消灭“他者”构成了存在论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对于“无限的他者”的经验则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基础。作为一种无限的渴望，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是朝向超验性的，而超验性观念体现的是尊重现实，而不是去侵吞或者占有现实。换言之，形而上学代表了一种走向“别处”的运动。它是一种永远都无法满足的追求完善的欲望。事实上，“完善的观念就是一种无限的观念。”[27]按照笛卡尔的观点，人类之所以需要无限的观念，那是为了认识自己的不完善。无限代表绝对，代表不可见的东西，代表谜一样的“他者”。勒维纳斯发现，哲学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必须从感觉和良知开始，这就是从质疑自我主义的道德意识开始。道德意识来源于无限性观念。人类的身上有两种无知：一种是自我封闭和自以为是的结果，另一种则是谦卑和洞悉的结果。前一种无知会给人类带来自负和狂妄，后一种则会给人类带来敬畏和宽容。只有承认外面世界的精彩无限，只有承认我们自身的有限和局限，只有承认“他者”和饥饿者，才可能有尊重，才可能有爱。无限的观念是对他者的一种接纳。哲学的任务应该是去倾听“他者”的声音，去思考西方历史之外的东西，去关注那些边缘性的存在。“存在是多元化的，是分裂为同者和他者的；这就是存在的最终结构。”[28]我们不可能使相互独立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总体化，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存在是在外边的，而不是在里边的。要想接近在外的存在，我们就必须走出内在的自我。存在的外在性就这样为我们竖起了道德的标杆。
勒维纳斯把道德抬得很高，因为是“伦理先于自由而潜入到自我之中。”[29]在人最原初的生活经验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世界的外在性，也就是“他者”的无限性和不可同化性。对于人而言，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是最紧要的，所以伦理是第一位的。关于道德的起源和基础，勒维纳斯既不像康德那样依赖于“实践理性”的力量，也不像功利主义者那样归结为“快乐计算”的结果。在他看来，伦理学讲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不是一整套什么原则。“如果没有与他人之关系，如果没有对他的形象打出问号，那么对自我本身提出问题的可能性，灵魂与它自身展开的神奇对话，是永远也不可能的。”[30]换言之，“道德意识不是一种价值的体验，而是与外在存在的一种接近：他者就是这种外在存在的一个绝妙说法。”[31]在勒维纳斯的语汇中，“他者”（Autrui）不是一个知识化的存在论概念，而是一个道德化的形而上学概念。这是因为“他者”是在存在之外的，是比存在更好的，是超越了本质的，一句话是不可主题化的。它像是“非存在”，如同寂静无声的黑夜（il y a），我们伸手不见五指，但又隐约感觉到什么东西，即匿名的存在，或者说是没有存在的存在。也可以说“他者”传递着“神秘”、“踪迹”、“差异”、“多元”、“无限”，所以也是我们接近上帝的唯一途径。于是乎，“他者”因为神秘而有了浓厚的宗教意味。
当我们要问“他者”是谁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想到上帝的形象。上帝是不在场的和在存在之外的，或者说是在所有客观性之外的。上帝既不是对象也不是对话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上帝是“第一位的他者”，是“最绝妙的他者”，或者是“绝对的他者”。应该说上帝是别样的“他者”，是比“他者”（l’Autre）还要多的“他者”。此外，勒维纳斯还提到“他人”（les autres）、“邻人”（le prochain）、女性（féminine）等用于表达“他者”（l’Autre），而且女性还是最具代表性的“他者”。如果说“他者”不好理解，勒维纳斯还使用了“面孔”（visage）这个概念。关于“面孔”，他是这样定义的：“他者呈现自身的方式，超出了他者在我心中的观念，我们将其命名为面孔。”[32]同“他者”一样，“面孔”也是超认识和超存在的。正是面孔显露了他者的他性，显露了生活的伦理意义。尽管“面孔”是赤裸的和脆弱的，是极容易受到伤害的，但是它可以发出“不许杀人”这样的命令，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没有抵抗力的抵抗”。它是用自己的平和来征服强力的。面孔是一种活生生的在场，它是一种表达。它会自己说话。它的显现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话语。他人当然不是上帝，但是我们在他或她的脸上可以听到上帝的言说。当“面孔”显露了“他者”与“我”的共在，并且向我提出置疑的时候就有了面孔的显临，就有了语言。语言就是面孔的在场。我看到一张面孔，也就是在与世界交谈，所以语言首先是一种伦理的姿态。语言的本质是与他者的关系，是善的举动，是友谊和好客。无论如何，语言都是朝向他者的，因为面孔总是在面前招呼我命令我。
在勒维纳斯看来，“面孔”的本质是和平的和非暴力的，因而是伦理的诞生之地。我不能用知识的暴力来捕捉和同化他者的“面孔”，而是萌生出“无限性”的感受和追问。“他者”不是另一个自我，而是由“他者”的“他性”所显露出来的不解之谜。大凡“超越了存在的追问，使我们得到的不是真理而是至善。”[33]事实上，伦理学就是由他者的在场对我的自发性产生质疑而确立起来的。道德召唤先于我们的存在思考。面对“他者”的面孔，我们的反应首先是答复和关切。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是因“自我”与“他者”的相遇而生的，所以可以叫做“他者的伦理学”，也可以叫做“面孔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是先于存在论的，因为它是超越了存在的，同时也是超越了自我的。
三、从“伦理主体”到“正义的最后莅临”
可以说战争给勒维纳斯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而且是永远做不完的思想作业。他要向整个西方文明发难：在邪恶面前，我们应该作出何种反应？在暴力面前，我们应该用什么力量进行抵抗？究竟是自由重要还是正义重要？究竟是知识重要还是伦理重要？他要不断地追问下去：既然邪恶和暴力是人之所为，那么消除邪恶和暴力是不是也要靠人之所为呢？自由的优先性是否能够使我们变得更道德呢？当他走出传统哲学和现象学之后，当他去思考西方历史之外的东西的时候，他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关乎人类和平的思考：对于人类而言，最要紧的事情不是自由而是正义，不是知识而是伦理。伦理学应该是“第一哲学”，因为它是一种精神光学，所以它又是一种没有哲学的哲学。如果说存在论是从“自我”出发而走向了“总体暴政”的话，那么伦理学则是要回应“他者”的质疑和服从“面孔”的命令而走向“无限好客”。比较而言，存在论追求的是占有，是掌握，是认知，因而要把人变成自我中心主义的认知主体；伦理学坚守的是质疑，是批判，是关切，是超越，所以要把人变成责任当先的伦理主体。勒维纳斯相信，只有当我们跳出自我的“洞穴”而成为伦理主体，即成为“为他”的责任主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指望人类永久和平实现的那一天。人作为生活的主体，不是由“我思”或者“先验认识”打造出来的，而是由责任和义务把人变成主体的。“只有在面对他人时担负起一种责任心的情况下，自我才显露在它的独特性中，在这种责任心面前，没有任何的躲避，在这种责任心中，我不知如何摆脱干系。”[34]古希腊以来的哲学都遵循“我思故我在”的理论格言，勒维纳斯则要推出他的“我爱故我在”的和平箴言。“‘我’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在这里，要对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负责。[35]”如果我不对我负责，那么我将会是谁？如果我只对我负责，那么我又是谁？在“他者”的面前，在上帝面前，在邻人
在《总体与无限》的序言中，勒维纳斯申明该书是“对主体性的一种捍卫”。[36]不过他所理解的“主体性”完全不同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所推崇的“主体性”。鉴于西方“自我学”及其“自我主义”的内在性思路，他将目光投向了“他者学”及其“他者主义”的外在性思路。他不同意将“主体性”归结为意识的意向性，或是对死亡的焦虑，或是虚无化的绝对自由。在他看来，主体性的规定并不是萨特所说的“自为”（pour soi）而应该是“为他”（pour l’autre）。人的主体性既不是自在的也不是自为的。我们必须看到，人的主体性是有血有肉的，是在与外在存在的关系中形成的。从根本上讲，人的主体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我意识，而要归结到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勒维纳斯首先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探讨自我与世界的遭遇，即“靠……为生”（vivre de …）的经验生活模式。自我离不开好汤、阳光、空气、睡眠、眼镜、工作……这些东西都不是再现的对象，而是自我获得能量的来源。自我的利己主义本性以“享乐”为目标，它需要把不同者加以消化，如消化食物一样。在需要的满足和享受过程中，自我感到了一种独立和自由，它似乎可以控制眼前的这个世界。社会不是建立在物种的统一性上的，而是建立在他人的多样性上的。在这种多样性中每个主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当然，自我并不是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在与世界的不断遭遇中，自我逐渐发现了“他者”的不可还原性。比如外面的世界，比如邻人和陌生人，比如过去，比如无限性和超越性。这些“他者”是无法用主题化来揭示的，因为自我与“他者”的遭遇不是认知性的而是伦理性的。这种遭遇是一种亲近，是一种问候，也是一种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暴露在“他者”面前是自我性的岩床。与“他者”发生关系，是一个主体性事件。
世界被战争和仇恨搞得四分五裂，勒维纳斯希望在伦理化的主体身上找到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类和平的希望。以往的存在论似乎也在追求社会正义和人类和平，但它采取的是知识化和主题化的方略，以自我化和客观化为基础，用“总体性”来统一世界。那么它的统一带来了什么呢？除了战争还是战争，除了仇恨还是仇恨。反之，“他者的伦理学”采取的是多元化和亲近化的策略，让“无限性”成为我们理论和实践的动力源泉。“他者的伦理学”当然是一种“主体哲学”，因为离开人的主体作为是不可能看到和平的。谦卑、责任和牺牲乃是社会走向正义的前提条件。只要在社会中生活，人就必须是一个伦理的主体。“一个主体的主体性就是责任。”[37]对自然也好，对人类也好，只要我们不抱着统治的态度，而是保持无限之思和敬畏之心，那么和平就是可能的。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第一位的生活问题不是知识论的问题，而是伦理学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正义的问题。正义是建立在与他者的关系基础之上的，正义就是承认他者是我的主人，“人类的本质首先并不是冲动，而是人质，他人的人质。”[38]其实，与他人的遭遇才是主体的真正构成要素。或者说责任才是主体的一种基本属性或者特性。在我作为一个伦理主体的情形下，我被交付给他者，“正是通过作为人质这样的状况在这个世界上才会有怜悯同情宽恕亲近——即使是只有那么一点，即使只是说一句‘先生，您先请’这样的客气话。”[39]伦理的主体不是抽象的“我思”，而是存在于对他者的亲近之中。亲近表现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表现为“为他”的责任。这种为他的。
在与“他者”遭遇之前，主体是不存在的。就如同我们没有遇到过孤儿寡母，没有遇到过饥饿者，我们就不会知道什么是怜悯和同情。所以说，与他人发生关系要先于自我与自身的关系。主体性就是对他者的欢迎，就是好客。勒维纳斯之所以要重提犹太信仰，是因为在犹太教圣经中始终包含了宽容和责任的呼唤，它要每个人都担负起自己对所有其他人应有的重压。所有的人都是犹太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其实“犹太教主要关心的不是如何在物质世界里发现上帝，而是如何让上帝进入我们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之中。”[40]信仰上帝的前提是人能够超越自我，这种能力就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的依据。人的救赎之路就是最终走出自我。因此，自由代表的是走出自我。我愈是与一个人亲近（比如男女恋人之间的亲密接触），就愈是要求我知道我与这个人（他者）之间的距离，就愈是要求我去无条件地尊重这种距离。如果我对“他者”不够尊重不够关切，那么我还能去谈博爱和正义吗？你怎样对待他者，你就会怎样对待上帝；同样你怎样对待上帝，你就会怎样对待他者。正义最终是由代表无限观念的“上帝”来体现的。其实“无限”并不是一种“无”，而是对主体的隐藏在意向性后面的主体性的否定。“无限者与有限者之间的差别就是无限者对于有限者的一种关切，这正是主体性的秘密所在。”[41]现代人的问题是没有神秘感，没有神秘感也就没有尊重和敬畏之心。当轻蔑压倒尊重的时候，正义也就无从谈起了。什么是“他者”的他性？所谓“他性”就是由种种神秘感构成的。在勒维纳斯看来，有了神秘感就有了尊重，而尊重就是正义。没有尊重，正义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博爱，正义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正义来自爱。它们是不可分离的和同时发生的。爱永远会关照着正义。在犹太教神学中，“上帝是正义的上帝，上帝的根本象征就是仁慈。在塔木德的语言中，上帝永远都被称为是Rachmanah，即仁慈者……”[42]
在充满了战争和冲突的历史现实中，谈论人类永久和平似乎只是一种和平末世论。那么这种和平末世论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人类永久和平是不是一种幻想呢？是不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主观欲望呢？勒维纳斯穷尽一生都在祈望人类和平，他的思考始终没有离开过人世间的苦难，他要为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找出一条救赎之路。为了救赎这个世界，他一直在呼唤正义，从而将“他者的伦理学”推到了第一哲学的位置，并且提出了他的独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和平论。我们别以为他只是在抽象地探讨人类永久和平，别以为他只是转向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最后将正义变成一种形而上学的欲望，变成一种走向“别处”的精神运动。其实，他特别愿意讨论“当下的和平”。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不同，他不是寄希望于理性的立法和公民社会的建立，而是主张回到不假思索的“自然状态”。你正在独自享受阳光和美食的时候，你突然看见一个饥饿者，看见他的那张脸，此时此刻你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你会不会将自己嘴里的面包给饥饿者那么一点呢？其实实现和平也很简单，简单到说一句“先生，您先请”，简单到给寡妇和孤儿一些怜悯，对陌生者少一些冷漠。战争的经历让勒维纳斯同时感受到了亲近和冷漠的伦理意义。他不赞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那是因为康德的和平论是一种“理性的和平”，理性讲的是计算和交换，讲的是利益的调整，这种和平的基础是不堪一击的。他希望的是一种“好客的和平”，一种走向“他者”的和平。从自我走向“他者”，就是超越自我和承担责任，就是无限的“好客”。和平和正义的基础就在于无限的“好客”，我愈是亲近“他者”，我就愈是对“他者”负责。这种和平的牢固性在于它是来自感性生活的，它是要不断地面对“他者”的召唤的，它是可以从我做起的。
只有在我不计回报地爱“他者”和为“他者”担责的情形下，或者说只有在我的责任要大于我的权利的情形下，社会的正义才是可能的，人类的和平才是可能的。听起来是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但是，人心的伟大和奇迹不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些想入非非的东西吗？哲学的形而上学不就是要去追求别样的生活吗？哲学总归是要呼唤美好的，不然它就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了。追求“绝对的他者”，追求上帝般的仁慈，追求“正义的最后莅临”，毕竟说明了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有希望。如果连希望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只能呆在黑暗中叹息了。我想这应该就是勒维纳斯的伦理省思的启示和意义。这种省思虽然不能彻底撼动现实，但总可以给现实一些别样的声音和超越的色彩。或许正如“至圣者说：如果你点亮我的灯，我就点亮你的灯”。当我们有了无限性观念和敬畏之心的时候，当我们想着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言行是不是会变得谦卑一些客气一些呢？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会变得冷漠少一点亲近多一点呢？我想这就是勒维纳斯所说的“当下和平”的意义吧
【注释】
[1]《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344页。
[2]M•舍勒：《爱的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77页。
[3]Levinas,E.,Entre Nous:On Thinking-of-the-Other,
[4]Levinas,E.,Ethics and Infinity:Conversation with Philippe Nemo,
[5]Levinas,E.,Totalité et infini, Nijhoff, 1974, p.8, p.76.
[6]Ibid.,p.112.
[7]Levinas,E.,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Nijhoff,1974,p.120.
[8]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53页。
[9]亚•柯恩：《大众塔木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235、242、249页。
[10]亚•海舍尔：《觅人的上帝》，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第148页。
[11]Levinas,E.,Totalité et infini, Nijhoff, 1974, p.70.
[12]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三联书店，1995，第79页。
[13]引文同上，第89页。
[14]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46、479页。
[15]引自赖•劳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322。
[16]Levinas,E.,Totalité et infini, Nijhoff, 1974, p.40.
[17] Levinas,E.,Difficult Freedom,
[18]See Levinass´En découvrant l´existence avec Husserl et Heidegger, p.188.
[19]Levinas,E.,Ethics and Infinity,1985,p.78.
[20]Levinas,E.,De l´existence à l´existent,
[21]Levinas,E.,Totalité et infini, Nijhoff,1974,p.134.
[22]Ibid.,p.46.
[23]Levinas,E.,Totalité et infini, Nijhoff,1974,p.321.
[24]Ibid.,p.83.
[25] Levinas,E.,Totalité et infini, Nijhoff,1974, p.85.
[26]赖•劳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161页。
[27]Levinas,E.,Totalité et infini, Nijhoff,1974,p.24.
[28]Ibid.,p.246.
[29] 艾•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215页。
[30]引文同上，第129页。
[31]Levinas,E.,Difficult Freedom,
[32]Levinas,E.,Totalité et infini,Nijhoff,1974,p.41.
[33]Levinas,E.,De l´existence à l´existent,
[34] 艾••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17页。
[35]Levinas,E.,The Levinas Reader,edited by Sean Hand,
[36]Levinas,E.,Totalité et infini, Nijhoff,1074, p.21.
[37]Levinas,E.,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Nijhoff,1974,p.176.
[38]艾•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19页。
[39]Levinas,E.,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Nijhoff,1974,p.186.
[40]亚•海舍尔：《觅人的上帝》，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第294页。
[41]Levinas,E.,Of God Who Comes To Mind, Stanford,1998,p.65.
[42]Levinas,E.,Entre Nous:On Thinking-of-the-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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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与文化》，2008年5月。录入编辑：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