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地坤】再论西学东渐与现代中国哲学
1912年北京大学建立“哲学门”，1913年中国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正式确定，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件看作是哲学作为现代一个学科得以建立的标志，那么，中国哲学的建立和发展至今恰恰是一百周年。这个历史事实本身说明：一是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哲学传统，但“哲学”这个名称及其所指称的含义并不是中国本土的“道学”、“理学”之类的传统哲思，而是专指参以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后经日本哲学家西周用汉字翻译西语“philosophia”、以后被中国哲学界所接受并建立起的自己的现代哲学学科；二是近现代中国的哲学犹如中国的科学技术一样，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不可避免地处于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中，正如有些学者所言，“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东渐密不可分的历史，是一部沿着‘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历史”。［1］
这本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但现在在国家整体实力有所上升的情况下，在要求复兴国学的浪潮中，如何看待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何评价现代中国哲学的现状，如何面对各种思潮的挑战，却再一次成为我们当下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一
中华民族本是一个有海量、肯包容、善学习的民族，中华文化本身就包含了许多从其他民族学习和借鉴而来的东西，比如在两汉时期向西域诸国的学习，从汉唐直至宋元期间对佛经的翻译和借鉴等。但是，从明末清初到上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势，我们从被迫无奈的接受到犹豫彷徨的迟疑，再从不自觉地学习到主动有选择地学习和融会贯通。这个过程既与当时整个世界局势的西强东弱有关，同时也说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汇碰撞、融通互补是近现代的一个必然趋势。
文艺复兴思潮的兴起，使得西方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统治欧洲一千多年的神权光环渐渐黯淡，封建束缚遭遇废弃，人终于成为自己的主宰。观念的先进和制度的优越带动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长足发展，西方诸国先后强盛起来。随着东方和美洲大陆的被发现，西方的经济、军事、政治及文化走向全世界。与之相比，中国的“康乾盛世”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远远大于当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但由于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的落后，面对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清王朝最终败下阵来。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因此，当下的中国文化不只是有自己传统的积淀，也包含了对各种外来文化的接受，其中很大部分是来自西方的文化。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即西学东渐，主要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是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二是清末民初的中西文化的对话，三是“五四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西文化的融合。
明末清初之际，首先来到中国的是西方的传教士们，他们为了传播基督教文化，来到完全陌生的中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利玛窦(Matte Ricci，1552-1610)、傅汎际(Francois Furtano，1587-1653)、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利类思(Ludovico Buglio，1606-1682)等。传教士们深谙，为了能够在中国传播基督教，首先必须让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之长。通过最初的观察、比较，传教士们发现：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西方重科学思维，而中国重伦理说教；于是他们要用西方的善于理性分析之长来补中国文化偏重心性之短。传教士们几乎是全方位地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尤其是重点传授那些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如历法、数学、地理学、测量技术，然后辅以音乐、绘画、哲学、宗教神学等。他们还着力与中国学者合作，力求以“附儒”、“合儒”的策略博得人心。从他们最初翻译的著作就可以看到这个特点，如明末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李之藻与傅汎际合译的《明理探》（即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还有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编译的《崇祯历书》等。这些书籍显示了西方文化传统的理性、逻辑和科学的典型特征，恰恰与中国宋明以来的心学和理学的空疏玄虚形成强烈对比，因而受到当时比较开明的士大夫阶层的欢迎。所谓“有明末叶，正中国之诡辩空想时代也，及明之亡，顾、黄、王、颜、刘诸子，倡实践实用之学。”［2］这种影响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开启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和思维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3］
但是，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根本目的是要传播和发展基督教，以理性思维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他们在传播基督教中裹挟进来的。当他们臆断已经在中国站稳脚跟，就不再坚持始入中国时所采取的“附儒”、“合儒”策略，而是着重宣扬基督教教义，并试图用基督教神学取代中国本土的儒学，这就与中国本土的重人生、重人伦关系的传统发生了直接冲突。反观那段历史，当时发生的“夏夷之辨”和“礼仪之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从清初的“南京教案”到“康熙历狱”，再到乾隆及晚清大部分传教士被逐出中国，不仅说明不同文明相会相通的必然性，同时也表明不同文化间矛盾冲突的深刻性，即使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相遇，处理不当，其冲撞也是相当激烈的。尽管此一时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还属于初始阶段，中西融合的成果还十分有限，西方哲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对中国知识界的震撼却是巨大的，中国人由此开始直面了解西方以逻辑为核心的理性思维。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前不堪一击。当时的有识之士面对中国落后挨打的孱弱之势，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基本上都把向西方学习看作是中国救亡图存之路。从洋务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富国强兵策略，到维新派的“变法维新”的革故立新尝试，再到甲午海战和百日维新的失败，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仅仅寄希望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以解决中国问题是不现实的，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物质和制度的落后现状，首先必须解决观念和思维方式问题，即哲学问题［4］。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浪潮再次开启。
第二次西学东渐浪潮的显著特点在于：重视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理论的传播，弘扬启蒙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宣传西方文化思想以弥补中国文化的缺陷。推动这个浪潮的杰出代表主要是梁启超和严复等人。梁启超以其在中国的特殊影响，竭力介绍和诠释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政治观点，在哲学层面，他先是介绍了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两大代表人物培根和笛卡尔，尔后花费很大精力宣传德国哲学。在当时，梁启超的介绍和宣传受到众多学子的欢迎，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导师。严复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的翻译成就，他翻译的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术名著，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直至今日仍产生着巨大的社会影响。从严复所选择的著作看，他在哲学上笃信经验论，在社会理论上推崇社会进化论和经济自由竞争原则，其目的就是要借鉴西方理论中的民主法制、自由竞争的思想去批判封建主义，唤起国人自强奋发的意识。
当然，这一时期不少学者面对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认识难免偏激，只见西学之长，不见西学之短，只见中学之短，不见中学之长，片面强调学习西方而不考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对此，一些学者颇有微词，他们与这种思想潮流十分不同，表现为特立独行的特征。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章太炎和王国维。章太炎一生政治思想演变极其复杂，他一方面深受西方的进化论和唯心主义影响，反对封建王权和天命论，张扬个性自由；但另一方面肯定道德教化的作用，宣传国粹，贯穿其毕生的是“以国粹激励种姓”的民族主义观。王国维年轻时受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叔本华和尼采思想的影响，后来转向国学，尤其精于甲骨文研究、经学和文字学，是近代中国把西方哲学、美学、史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国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抛开他们的政治观点不论，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确有不同凡响之处。最为值得肯定的是，他们不盲从洋人，在借鉴西学的同时，着力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启新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从而在中西哲学结合和文化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他们的弟子如黄侃、钱玄同、鲁迅、吴承仕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其学术观点，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
西学东渐的第三次高潮，发生于“五四”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西哲学之融合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传播走向胜利的年代。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相反，于外，东西方列强仍然对中国虎视眈眈，甚至不断入侵、占领中国领土；于内，则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当时新一代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希望之所在，“五四”运动的爆发即反映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对西方列强的新认识。他们从救亡图存中激发出热情和才智，把学习先进文化与爱国主义内在地结合起来，大大地推动了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得这个时期的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会通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京大学率先建立“哲学门”，南京民国政府把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明确地规定为大学哲学系的课程，从此“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置入现代中国的大学体系之中，并由此产生了职业哲学家，一批既有国学功底、又有西学背景的名家开始担任大学的哲学教授，如胡适、张君劢、张颐、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牟宗三等。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则努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
这个时期取得的成果不仅比以往深刻，而且富有创造性。如果说谢无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仍是照搬西方理路，那么，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等人则尝试用所掌握的西方理性分析方法去探索和研究中国的哲学问题，力图开创一条新哲学、新文化路径，使中国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金岳霖的《论道》、《逻辑》，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体用论》等，都在西方的理性思维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之间架起了整合沟通的桥梁，创造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辉煌。这些哲学先辈的成就表明，在中国进行哲学创造，全盘西化或食古不化都是行不通的，只有继承中西文明的优秀成果，走不同哲学和文化会通融合的道路，我们才能发展出新哲学、新文化。
二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传入我国的不只是西方古典哲学和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诸多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反对抽象性，注重现实性，提倡哲学从抽象的概念王国回归到具体的人间现实，要求在哲学研究中把抽象理论与具体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同时代的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他西方哲学仍然停留在以各种方式去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改造世界。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社会性和实践性，使得其契合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初，中国人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外国传教士在文章中提到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如孙中山、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刘师培等，都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由于其经济的落后，还没有形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那时还不可能有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接受、领会马克思主义。”［5］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内外形势也随之发生巨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从国内看，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问题，反而产生几百万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的阶级基础。从国际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导致工人运动高涨。更为关键的是，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正当要求，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看清了世界列强的真正面目，抛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恰逢此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使在黑暗中徘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正是这种历史背景让中国的先进分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总的来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人。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的《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标志。此后，李大钊利用《新青年》和《晨报》副刊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仅将《新青年》从第8卷起改为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而且同年还出版秘密刊物《共产党》，而他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的《谈政治》表明他已经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前后，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成汉语出版，如《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解说》、《阶级斗争》等。瞿秋白于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后任《新青年》（季刊）和《前锋》的主编。他先后发表的论著及译著，如《社会哲学概论》、《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马克思主义之概念》、《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还涉及中国传统哲学，并注意与中国思想界斗争现实相结合，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减少了“隔膜”。李达在十月革命后专攻马克思主义，他翻译和撰写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其代表作《现代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以及关于阶级、国家、社会意识和社会革命的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青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达到的水平。”［6］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随着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也获得了进一步拓展，许多进步的哲学工作者，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经典著作都出版了汉语全译本，如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哲学的贫困》、《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为中国人民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其次，我国学者还翻译了外国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如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近代唯物论史》等，米丁主编的《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希洛可夫和艾森堡合著的《唯物辩证法教程》，狄慈根的《辩证法的逻辑》、《新唯物论的认识论》，梅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拉法格的《社会与哲学的研究》等。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时期传播的广泛性，另一方面也加深和拓展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再次，20世纪30年代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工作，获得了成功经验。其后，一批哲学家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沈志远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冯定的《青年应当怎样修养》等，都在人民大众间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一些青年大学生正是在这个运动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引（如张岱年、李石岑等）加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行列。最后必须要提到的是毛泽东于1937年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它们用生动的语言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时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实现了哲学理论的创造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可以说，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著作，为后人指明了方向。
此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应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又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为新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取得的成就，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适性，充分说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三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末，由于受到前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哲学研究被定于一尊的僵化思想和学术政治化倾向所束缚，不仅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断裂情况加重，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也基本停止。学术研究只是“照着说”，不能增加任何新内容，更不能像冯友兰等前辈那样“接着说”并创造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更为严重的是，所谓学术活动只是限于知识的讲授，与时代和社会严重脱节，与人民群众严重脱离，与哲学探索真理、祛恶扬善、追求美好的本质渐行渐远。
“文革”结束以后，1978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同时也给哲学学科本身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中国哲学界和理论界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当前，不论是就哲学学科的从业人数、专业杂志和业已出版的著作、译著和论文及其影响来说，还是从哲学观念的更新、哲学研究对象的转换、哲学研究方式的进步来看，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哲学发展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哲学作为一门统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性学科，既有推动理论界建设的任务，又兼具关涉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之特点，担当着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理论水平、道德修养的重任，其对现当代中国人已经并仍在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
在目前的学科体制中，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八个二级学科。在多数高校和各级党校中，主要是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三个二级学科，所以号称“马中西三足鼎立”。其他几个二级学科，如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等，一般被统称为“分支学科”。最近几年一些带有应用性特点的二级学科，如应用伦理学、科技哲学等，因为迫切需要回答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一些道德伦理、生态环境等问题，也得到普遍关注并发展迅速。但总的来说，它们在哲学学科内部尚无法与“马中西”相提并论。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这三个主要二级学科而言，由于学科性质、目标、任务不同，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思想研究的理论基础，又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多维视野，学者们从经典文本、思想史、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解释学等多种角度进行研究，各种研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发展。这方面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解读。与以往不同，我们不再只借重俄文本的马恩全集进行研究活动，而是直接翻译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原文版MEGA2(原著第2版)为依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结合在一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不同手稿进行比较和分析，并通过对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哲学思想的发展和转变过程的追踪研究，为深入理解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哲学基础。
从实践层面上讲，对中国哲学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具的实践性和社会性的本质特征在当代中国的体现。对此，我们应当关注下述几个问题：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适性是以批判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其目的并不是要从世界性返回到民族性，而是反对西方资产阶级独占全世界的先进生产方式及其成果，主张各民族共同享有现代文明，强调全人类的解放。“所以，当恩格斯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时候，不是要东方民族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状态，而是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使其达到当代世界文明的水平。”［7］这就是说，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并不是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反对超越民族性、时代性的抽象普适性，重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相适应的实践基础，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把中国的现代化提高到世界文明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普适性在中国的特殊体现。
其二，关注当代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不仅要重视研究发达国家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理论，也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和现实状况。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研究和比较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比如，我们关注当下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对世界各国影响的时候，不能只是注意各国政府的解决之道，还要花气力去分析它们对各个国家的不同阶层的影响，更要注意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反映及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不应只是对诸如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纯学理上的东西进行诠释，还应当把现实世界发生的问题，如经济危机、生态文明、女权运动、文明的冲突、地区文化的差异等都纳入自己研究的范围，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世界视野，更具有实践意义。
其三，“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表明哲学必须回答当前中国遇到的重大问题。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究竟表现在何处，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性质有什么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有何不同，它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人人平等的理想是什么关系？类似这些问题都是我国目前遇到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大问题，它们不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更需要哲学家从理论上予以分析和回答。我们的哲学只有贴近现实生活、贴近人民大众，从根本上澄清这些问题，不断提出创造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为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撑，才能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信任危机、道德滑坡、人与人关系冷漠等社会问题，才能丰富和发展以“中国化形态”出现、并与人民大众休戚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我们的贡献。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研究，不仅要准确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更重要的是要站在中国的立场，着眼于时代特点，着眼于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着眼于中国的长远发展道路，直面理论和现实的挑战，不唯上，不唯书，不畏艰险，勇于探索和创新。这样，我们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本导向，同时又能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引导人们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引领方向。
(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在批判并克服了把哲学史简单地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垒”式的独断论之后，中国哲学史研究便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景象。我们不仅在哲学史观、哲学通史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在断代史研究、学派和人物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最近十几年来，通过对哲学史研究与哲学思想研究的关系梳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路径即中国哲学自我创造的探讨，我们在如何发展当代中国哲学问题上获得了一些共识。概括中国哲学史近几十年的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其基本特点：经典文献研究与思想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
在中国哲学领域，困扰学者比较长久的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史研究与哲学思想研究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只是研究范式问题的讨论，但追根溯源，它在深层次上涉及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我们自己的新哲学、新理论的问题，涉及当代哲学理论创新和建构的问题。应当说，黑格尔关于“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论断，对我们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少学者由此认识到，哲学史的研究与哲学理论的思考并非彼此悬隔，哲学史研究并非简单地罗列过去产生和积累的哲思或资料，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的考释之上，更为重要的是，要根据新的思想认识重建历史经典的意义系统，并为我们建立当代中国哲学理论提供哲学资源，甚至是提供理论架构。
前些年围绕“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展开的讨论，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很有意义。它既涉及如何处理“哲学”作为自西方引进的诠释方式和学科建制与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文化和典籍文献脉络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辨析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性与现代哲学学科所具有的世界普遍性的问题。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已成为中国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这种背景同时也构成了反观中国哲学历史演化的前提。很显然，如何避免用中国哲学去附会西方哲学，如何避免将中国哲学西方化，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从最一般层面来看，无论中西哲学，都涉及对存在、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沉思，只不过在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语言、表述方式等方面存在某些差异而已。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一词就断言中国没有哲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现代中国哲学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历史事实。百年来已经形成的中文学术体系吸收了大量来自西方学术的概念词语，不仅丰富了中文学术语言，成为当代中国人思考、论述的基本工具，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民族理论思维的提高。那种拒斥西方哲学概念、准备完全回到固有传统哲学话语的主张，很难有文化的普遍现实性。［8］
最近几年，中国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如何改变当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缺乏创造力的问题，呼吁创造和建构“属于自己”的哲学理论，这与前述的问题有直接联系。哲学原本就是一种思想创造活动，其自身建构就包含着不断生成的内在动力。但是，在如何建构中国哲学理论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对待传统经典方面，学者之间分歧却比较大。多数学者清楚地认识到，定于一尊、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都与哲学的本质相抵牾。所以，“一个缺乏自身独立思想，只能把其思想传统当作过去时之知识的时代，它的哲学史的知识，亦失去了它作为思想的真实性，成为虚假的、坏的‘知识’”［9］。不过，是在继承和接续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予以新的诠释、表述和重构，还是通过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实现中国哲学现代化，才是争议的焦点。对此，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哲学早已跨过了“格义”、“逆格义”阶段，［10］仅仅厘清、融通、转化是不够的，中国哲学的创新必须以中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问题为出发点，结合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挖掘，对诸如全球化、普遍伦理、人权、生态、性别等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新思想、新方法，确实表现出中国哲学对人类文化的特殊贡献，方能开出中国哲学的新天地。
(三)西方哲学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得以恢复，不仅接续了此前一百多年的积累，而且改变了以往比较关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直接联系的古典哲学、而对马克思主义以后的近现代西方哲学缺少关注的状况，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对西方哲学展开了全方位研究。
最近几年来，我们不仅对西方哲学中的著名思想家及其成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还出版了数套西方哲学通史、断代史和专业史的研究成果。［11］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历经27年完成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全书400余万字，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二部多卷本希腊哲学史著作，《人民日报》对此评价说：“这套著作构成了中国学者以中国学术视野对绵延一千多年的古希腊哲学进行断代史研究的鸿篇巨制，对于加强希腊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加强西方哲学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我国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可与国际一流水平进行对话的优秀成果。”［12］与此同时，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论是欧洲大陆哲学还是英美分析哲学，以及新近出现的后现代哲学，都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加强了研究，几乎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变化、发展保持同步。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当然有为学而学的因素，因为哲学本来就是“舶来品”，更何况迄今为止西方哲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从研究的立足点看，中国学者以中国人的视角去看世界的同时，也开始自觉地立足于世界的现实，以世界的眼光去研究西方哲学。这样的“一为二、二合一”的研究视野，虽然是从西方哲学研究入手，但同时也为中国哲学的阐释与理解展示了世界的背景，从而为中西哲学的融通与中国哲学的新生提供了广阔资源和新的途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寻求解决世界性问题和世界化了的中国问题的普遍原则，最终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思想资源。二是中国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担当着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任务。我们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哲学进行研究的同时，也要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整个西方古典哲学背景中来理解，也放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进行考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保持对话与沟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新的贡献。三是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应与原著汉译相联系，翻译是西方哲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西方哲学译著为我们研究西方哲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反过来，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研究对翻译的质量和数量会提出新要求，尤其是在概念的把握和提炼、语句的表述和文风等方面，哲学著作的翻译都必须坚持严谨、精确、规范等特点，而这样的翻译对中国哲学的借鉴意义也是明显的。
现在，中国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有相当大的自由选择空间，这与我们的视野和知识结构相关，与西方哲学不断涌现的新观点同中国思想文化有明显差异相关，与西方哲学界正在发生和关注并容易引起中国学者的理论兴趣相关，同时也与学者的个人旨趣相关。最近几年，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在注重基础理论的同时，似乎更加关注西方社会政治哲学、基督教哲学、后现代哲学等，这都表明了中国学者的兴趣之所在。但是，如果只是考虑个人兴趣，而不注意研究的客观效果，甚至完全无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恐怕这样的研究不仅是事倍功半，而且也不会得到学界的认可。
当然，我们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还要防止学风浮躁，注意哲学素养的提高和语言的训练，关键是要潜下心来，花大力气去读书，提高学术研究的自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照着讲”进入“接着讲”的自主创新的境地。
四
回顾西学东渐百年历史，综观中国哲学研究现状，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确实使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发生了巨变。尽管最初是被迫无奈地接受西方文化，但随着我们从自己的立场和需要去理解和解释西方文化，以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推动中国哲学的进步，我们的文化亦开始自觉与不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化之林。相信再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奋斗，中国哲学一定会在世界哲学史上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章。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哲学还有些重大问题，尤其是哲学观念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哲学将很难持续发展。
首先，现代中国哲学是在西方模式下建立起来的，西方思想文化和西方学术话语、概念、方法等都已融入我们的学术和文化中。我们在讨论中西哲学差异的同时，不能把这两种哲学和文化加以简单化的比附和对立。过分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将会导致中国哲学丧失哲学本应具有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使我们的哲学成为“自说自话”；过分强调西方哲学的主导性，不仅会忽视中国哲学最有价值的特色和贡献，而且还会犯“拿来主义”的错误。只有认真学习和熟练把握中西哲学的精髓，再加以会通融合，我们才能真正推进哲学事业的进步。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是产生于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其鲜明的实践性、社会性使它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它来指导具体的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中国文化本身的一部分，而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也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现过程。”［13］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决不是使用汉语去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简单，而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是一种内在关系，需进入到出神入化的“化境”。这方面有为现实服务的要求，即对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做理论论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哲学降低为一门实用学科，而是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深刻地反思社会现实，以思想的深邃和理论的凝练来回答我们时代的根本性问题，最终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支撑，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指明方向。
再次，在思考如何促进中国哲学发展繁荣的问题上，必须摒弃那种以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实力有所发展、我们的文化便可以独立于世界文明而自我封闭的想法。相反，正确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其中优秀、积极的因素，消除其中落后、消极的因素，努力使国人从文化自在转变为文化自觉，则是我们应有的立场。［14］因此，我们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不能简单予以拒斥，而要做具体分析，要敢于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并使之适应中国的和时代的要求，化为己有，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大道接轨。
200多年前，黑格尔提出让哲学说德语；50多年前，我国著名哲学史家陈康先生说，中国人要把哲学做好，以致让外国人因为不懂汉语而汗颜。今天，我们中国哲学工作者是否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让哲学说汉语，建立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哲学话语体系，并能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占一席之地，对我们来说，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