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涛】两颗伟大心灵的相互碰撞 ——纳粹专制前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交往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和马丁·海德格尔(Madin Heidegger, 1889-1976)就经常被人称作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两位先驱。①他们在哲学道路上的共同探索，似莫逆之交的形象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他们之间相互提出异议，并强调各自哲学观点的不同，但从未公开论战。因此对这两位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大师之间私人关系的研究，一直为西方学界所关注。
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差不多属于同一个时代。雅斯贝尔斯比海德格尔长6岁。雅斯贝尔斯出生于奥登堡一个信仰新教、思想自由的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当过法官、所在郡的行政长官，后来成为了银行的董事。[2](P9)而马丁·海德格尔则出生于施瓦本—阿雷曼地区②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农民小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当地小镇上的一个教堂的司事，家境十分贫寒。他后来除了在马堡工作过5年之外，在古代阿雷曼人这块极小的土地上度过了他几乎全部的生涯。他那震撼整个哲学界的思想，也是在德国西南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酝酿、完成的。
对他们俩来说，哲学意味着对自由的保证。学过神学的海德格尔试图借助哲学的帮助，从狭隘的天主教的信仰世界中找到一条出路；学过医学的雅斯贝尔斯则希望通过哲学的帮助，去超越自然科学中的教条主义的界限。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哲学是这样的一门学科，亦即以此来理解那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所无法解释的现象。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用一种隐蔽且困难的方式去寻求哲学家的上帝。后来，他们赋予这个上帝一个相同的名称：“存在”(das Sein)。
据雅斯贝尔斯在50年代所写的《哲学自传》(Phuk 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③中的回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就听说过海德格尔这个名字，“这让我期待着在学院哲学家中出现一位探寻本源的哲学家”。[1](P92) 20年代的时候，针对在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学院派哲学，他们组成了战斗同盟，视他们之间的关系为朋友关系。
初识
在20年代前期，当海德格尔在生命的自我透视的哲学道路上摸索、探求并确立其范围时，雅斯贝尔斯也在寻觅着哲学的一个新的开端。这时，两个学者之间的艰难的友谊开始了。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相识于1920年春季，在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家中举办的一个令人愉快的晚会上。胡塞尔是海德格尔早年的老师。经过一年半小心的接触，雅氏与海氏于 1922年的夏天终于在一种“少有的且独立的战斗集体意识”[3](P29)中结成了友谊。
早在他们第一次接触时，他们就已经显现出了要组成反对学院式礼俗的统一战线的迹象。雅斯贝尔斯在《哲学自传》中这样描述他在胡塞尔家度过的这个夜晚：“1920年春季，我和夫人在弗莱堡呆了几天……那天正值胡塞尔庆祝他的生日。人们围成一个很大的圈子，坐在咖啡桌旁。当时，胡塞尔的夫人将海德格尔称作是‘现象学之子’。我谈到，我的一位名叫阿芙拉·盖格尔 (Afra Geiger)⑤的女弟子是个品德一流的好学生，她来到弗莱堡，想拜胡塞尔为师。但是根据胡塞尔研讨班的录取程序，她被拒绝了。这种学院的公式主义使胡塞尔与盖格尔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胡氏错过了亲眼目睹这个人的机会。海德格尔证实了我的看法，他给人的印象很活泼。这看起来是两个年轻人为了反对概念化的程序而组成的一个统一战线……这个下午的气氛不是很好，在我看来有些小市民的味道，让人感到拘束，缺少人的自由本性和思想的火花……只有海德格尔显得与众不同。我拜访了他，单独和他坐在他的小房间里，看着他研究路德，感到他工作的紧张程度，欣赏他简明而又透彻的说话方式。”[2](PP.99-93)
“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
雅斯贝尔斯在当时的哲学界人士的眼里还是一个门外汉。他原本从事医学中的精神病理学研究。早在1913年他就以一本《普通心理病理学》(Allgemeine Psycho- Pathologie)的著作而一举成名，获得了在海德堡大学教授心理学的资格，“这部著作已经显示出他精神中那种视野广阔、联想丰富的专门才能”[4](P189)，并很快就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性著作。⑥但是，雅斯贝尔斯却开始脱离医学这个领域。他特别清楚地认识到病人那种模棱两可的情况，而这种精神上的疾病是用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精神病学无法充分得到解释的。雅斯贝尔斯由于自身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孤寂感受以及对疾病威胁的敏感意识，促使他一再追问生命的意义。而“科学的知识在面对一切根本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5](P397)。因此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能阐明真理以及我们生命意义和目的的哲学。而跟马克斯·韦伯以及基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相遇则是他转向哲学研究的关键。
雅斯贝尔斯于1919年出版的《世界观的心理学》 (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一书标志着他从心理学的研究转向了哲学的研究，这本书完全超越了专门学科的范畴。用伽达默尔的话说：“雅斯贝尔斯写了第一部真正的哲学书，首先应该说，这本书的出版是20世纪初伟大的哲学事件之一：发现了德国理想主义(Idealismus)的伟大批判者基尔凯郭尔。”[4](P191)雅斯贝尔斯用韦伯关于观念类型构造的方式来研究从人类的生活经验中，特别是从人类的基本问题，例如自由、罪责以及死亡中产生的“观点和世界观”，正是它们给当时的哲学构想描绘出了一种独特的轮廓。雅斯贝尔斯在一定程度上从“外部”加以描述，从而“试图系统地提出人类可能有的一切信仰、世界观和态度”[5](P412)。其间，他碰到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自我存在是以何种方式来实现的？为何它没能得以实现？以及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它的失败？雅斯贝尔斯要求心理学研究超出经验和逻辑、超出科学和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外的东西，从而走上了与现代西方许多反理性主义思想家相类似的道路。他在这里探究的是如何克服对自由的恐惧以达到自由，并且让我们在内在活动中自由地选择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5](P390)历史地来看，这本书是作为后来被称作存在哲学的最早著作而问世的，它几乎涵盖了存在哲学的所有最根本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人的处境以及他根本无法逃脱的“临界状况”（Grenzsituationen，死亡、痛苦、意外事件、罪责、抗争）。[2](P33)⑦雅斯贝尔斯认为，人正是在这种临界状态之中接触到超越的，而通过这个接触，人实现了自己的存在。关于这本书，他在《哲学自传》中写道：“所有这一切就像在一种迅速的捕捉中被领悟一般……整本著作的观点要比我以后成功地讲述的内容全面得多。” [1](PP.33-34)
这部著作使哲学界出现了新的声音。公众的反响是如此之大，以致雅斯贝尔斯虽然没有哲学博士的头衔，却于1921年在海德堡获得了一个哲学教授的席位。⑧雅斯贝尔斯之所以将他的这本书命名为“心理学”，实际上是利用心理学的方法来阐明他的哲学，进而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区别开来。不过这也使得他的哲学教授的职位变得有些含含糊糊，他因此受到来自两个领域的攻击：科学家按照自己严格的惯例，将他看作是科学的背叛者，是那种从事不确切事物，即哲学研究的人；而在哲学家的眼里，他是那种走在心理学旁门左道上的哲学教授。⑨
雅斯贝尔斯对此并没有加以反驳。他感到自己正处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因此，当海德格尔于
此时的海德格尔还只是一个大学的候补教授(Privatdozent)，并在弗莱堡给胡塞尔当助手。他还没能发表任何能使他声誉鹊起的著作。但他已经为人所知，因为他频繁地举办演讲和各种研讨班。海德格尔通过意识完成了对意识的无止境的自我观察，并将哲学的重点放到了日常的、在世界之中的存在(In-der-Welt-Sein)上。人们感觉到，海德格尔的这种做法是一种解放。他的哲学思考强烈要求与生存的关系。和雅斯贝尔斯一样，对自身的忧虑(Sorge)是他研究的主题。
海德格尔在雅斯贝尔斯身上感到了相似的动力。因此他写了一篇有关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的书评——“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 (Anmerkungen zu Karl Jaspers 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并于1921年6月寄给了雅斯贝尔斯。⑩这是一篇内容丰富的论文，由于其40余页的篇幅对一份学术刊物来说太长，因此它未能如期刊登在《哥廷根学者报》(Gttingische Celehrten Anzeigen)上，直到1973年才得以发表。(11)由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并未真正论过战，他们以后在思想上也没有真正交过锋，这篇书评就成了分析哲学思考的唯一书面文件。
海德格尔首先对这本书极尽赞美之词。(12)接着，他就以极其谨慎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雅斯贝尔斯的研究显然不够深入。他虽然“描述”了生存的发生，但并没有将自己的思考“深入”到这个生存的发生之中。他还躲在一种科学的保持距离的态度背后。海德格尔在书评的最后写道：“如果存在一种真正的自我思考(Selbstbesinnung)，那么人们只能理智地将其公开。而这种自我思考在此存在，并且只可能存在于严格意义上的被唤醒之中。而真正的被唤醒只能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毫无顾虑地将他者(der Andere)推入反省之中。为了推入反省之中，让人关注，他自己就只有先行一步了。”而只有当他领会了哲学的“事情”，他才可能先行一步。这个哲学的“事情”是指“哲学思考着的自身及其显而易见的贫乏(Erbrmlichkeit)”。[9](PP.1-44)
雅斯贝尔斯没有将这种所谓的“贫乏”与自己联系在一起，因为从上下文的联系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里指的人类的一种贫乏。所以，雅斯贝尔斯并没有因这篇书评而生气，不过这篇书评却让他无所适从。(13)因为他不知道海德格尔所要求的，人不应该只是探讨“关于”生存的发生，而应当“跳出”这种生存发生来进行哲学思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或者是海德格尔误解了雅斯贝尔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雅斯贝尔斯已经走上了“自我忧虑”(Selbstbekümmerung)的哲学道路；或者说是海德格尔对这条道路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他的解释又不是很清楚。可以肯定的是，雅斯贝尔斯没有看到，海德格尔有沿着他的这条道路走下去的意思。尽管如此，雅斯贝尔斯还是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雅斯贝尔斯在晚年时依然对海德格尔的书评心存感激之心，他认为跟李凯尔特想打压他的心态不同，“海德格尔却极彻底地读了这部著作，通过他一篇并未发表的批判性书评，以其比其他一切都更加毫不留情的方式，对我的著作提出了疑义。这对我来说无异于肯定了一个新的开端。”[2](P95)
在回信中，海德格尔称自己的书评是一件“可笑的、蹩脚的幼稚之作”。他的本意与其是让“我作为您本人而存在，毋宁说我自己执意要走弯路”。[3](P25)两人之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和谐。雅斯贝尔斯原本想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更多的赞扬，而海德格尔则希望雅斯贝尔斯能对他深刻的批评给予更多的肯定，海德格尔把这理解为他们之间友谊的一个重要行为。雅斯贝尔斯为自己没有公开对海德格尔书评的看法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因此我推测海德格尔会很失望的。不过他深入到我的这本书的内容和重要的观点之中去——批评少于对话——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激励我的积极因素。”[2](P95)但在当时为此他们之间的通信中断了近一年之久。并且海德格尔书评中所表现出来的苛刻态度，使雅氏始终不能释然。
在海德堡雅斯贝尔斯家中的朝夕相处
后来，雅斯贝尔斯于1922年夏天邀请海德格尔到海德堡呆几天：“如果我们能有几天的时间，在合适的时间内探索哲学的问题，确立并巩固我们的‘战斗集体’ (Kampfgemeinschaft)，那将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我设想，我们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住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我的夫人则外出旅行去了——每个人都做他想做的事情，我们——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完全按照我们的兴趣来会面和交谈，特别是在晚上或其他的时间内，没有任何的约束。”[3](P32)
海德格尔接受了邀请。9月的这几天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无疑就是我们当时相处的日日夜夜，这甚至可能大大超出了一种相互团结的心境。我们毫无顾忌地交谈着，言无不尽。‘你究竟什么时候工作呢？’他问我，也许是因为他看到我这么晚才起床，我有这么多的梦想，并且一直躺在沙发上的缘故。……”[2](P96)雅斯贝尔斯由于从小患有的痼疾，一生的生活都非常规律。(14)
他们回味着这几天的经历，因为将来他们之间的友谊都将建立在这几天的经历之上。哲学的强烈感受、和睦的沉静气氛以及启程和开始时共同的骤然感觉——正如雅斯贝尔斯后来回忆时所写的那样，“征服”了他，并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使他感到自己和海德格尔之间很“亲近”。[2](PP.95-96)这次谈话后，海德格尔给雅斯贝尔斯写信：“同您在一起的8天始终伴随着我。这几天中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切，而对外界来说，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友谊带着并非多愁善感的、苦涩的脚步来到了我们的跟前。我们双方对组成一定的战斗集体更加确信无疑。这一切对我来说并非阴森森的，我的话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讲的，就像世界和生命在哲学家的眼里并非阴森可怕一样。”[3](P33)
在这段时间里，海德格尔经常到雅斯贝尔斯位于海德堡的家中做客，雅斯贝尔斯后来写道，“在我们之间之所以多年来能保持一种富有活力的关系，要归功于他常常到海德堡做客。”[6](P93)在具体描绘当时昼夜相伴的日子时，雅斯贝尔斯说：“海德格尔来我们家做客时，我跟他通常是在工作。每天我们都要聚几次来交谈。前几次的谈话就已经令我倍受鼓舞了。没有谁能够想象我对能跟他相处感到多么地惬意，他至少是在哲学家阵营中唯一能跟我真正交流的人。”[2](PP.93-94)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年长几岁的雅斯贝尔斯总是滔滔不绝，而海德格尔的沉默的本性却常常让雅斯贝尔斯感到自己的话太多。[2](P94)这种气质上的差别无疑是他们交流中的一种互补。雅斯贝尔斯后来回忆道：“海德格尔使我认识了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的思想传统，尽管这对我来说也并非首次，但从中可以看得出一位男子不寻常的充沛精力，这是处于他的本性之中、而同时又超越其自身的存在。他赠送给我个别的、单独的短句、小说、诤言。我还记得，他当时是怎样给我讲述奥古斯丁、托马斯（即托马斯·阿奎那——本文作者注）、路德的。他看到了在那里起作用的力量。他为我勾勒出了弥为珍贵的文学图景，引起了我对某些段落的关注。”[2](P96)
这样的友谊为他们要共同砸碎学院哲学的铁索链奠定了基础。
砸碎学院哲学的铁索链
这种友谊在其初始阶段是如此的令人振奋，因此雅斯贝尔斯建议，创办一本只由他俩人写稿的杂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哲学的“火炬”。最后，人们不得不在“哲学的荒芜时期”对学院哲学提出抗议，反对一个庞大的、普遍有效的价值体系。他们俩共同认为，表面化的、远离生活的学院哲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它们所讨论的事物对于人的存在等基本问题并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他们相约建立一种新哲学，以期改变学院哲学的传统：“革新并不只是对哲学而言，更是针对当时大学中所设的哲学课而言的。我们感到这样的革新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共同为基尔凯郭尔的热情所激励。”[2](P94)“我们不会谩骂，但是必须无所顾忌地进行讨论。”[3](P36)但是，作为哲学教授的雅斯贝尔斯随后便想到，这一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此时海德格尔还没有任何教席。因此，办杂志的项目要等到海德格尔被任命为教授之后。海德格尔还在焦急地等待教授的职位。
还有另外一些反对这项杂志项目的意见。他们两人对各自的观点不是很确信。当他们开辟一个新领域时，他们不知道应当朝哪个方向努力。对此，雅斯贝尔斯说：“我们两人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为一种还不明确存在的知识所左右。”[3](P35)海德格尔回答道：“如果人能够在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变得确信起来”[3](P41)，那就说明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事实上，海德格尔在1922年和1923年夏天，在自我澄清(Selbstklrung)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步。从海德格尔1922年底作为求职论文寄往马堡（直到1989年才被重新发现）的学术论文德文本卷宗《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诠释》(Phnomen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以及1923年，即他即将走马上任马堡大学教授之前在弗莱堡的最后一学期所开设的关于本体论的讲座中，都可以看得出《存在与时间》思想的端倪。
早在1920年，海德格尔就曾希望能在马堡大学获取一个教授的职位。但当时他的成绩平平：他在任命名单上名列第三。当时，马堡方面的意见是，这位年轻的候补教授虽然“很有前途”，但是发表的东西太少。他在哥廷根的情况也不例外。在那里，人们同样许诺了他一些东西，但后来又拒绝了他。海德格尔曾写信告诉雅斯贝尔斯，他那当助教的微薄工资已经难以养活一个四口之家了，因此，他的夫人爱尔弗丽德[Elfride]不得不去当了教员。(15)“这种飘忽不定，没有完全的希望，而又必须奉承别人的做法，常使人陷入苦恼的境地，即使人们已经决定不再从事这项工作。”[3](P34)
但最终海德格尔还是取得了成功。
这些写给雅斯贝尔斯的、充满着战斗意识的信件表明，海德格尔想充当收拾哲学界这个烂摊子的海格立斯的角色。他沉醉于“彻底的哲学改造和彻底变革”的幻想之中。1923年的夏天，海德格尔才发现自己是海德格尔。
这个夏天在弗莱堡举办的关于本体论的最后一次讲座中，海德格尔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事业。他愉快地告诉雅斯贝尔斯：“我把他们的书和他们在表达方式上的装腔作势留给了世人，而我在争取年轻的人们——‘争取’的含义是说让他们精确地领会这一切——因此他们整个的一星期都处于一种‘压力’之下。他们中的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择优方式了。另一些人则需要一至两个学期的时间才能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容忍他的一切，懒惰、肤浅、欺诈和废话——，特别是现象学上的东西……我最大的乐趣是，我能够通过自己的示范使之发生变化，我现在是自由的。”[3](PP.41-42)
交往中不和谐的音符
但是在1923年这个令人愉快的夏季却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雅斯贝尔斯给海德尔寄过一本他的著作《大学的观念》(Idee der Universitt,1923)。但不久，就有人告诉他，海德格尔在他的学生面前说，“这是当今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最无足轻重的东西”。1923年9月，当海德格尔再次拜访雅斯贝尔斯时，雅斯贝尔斯向他指出：他并不是不允许他作这样的评论，但是作为朋友，他应当事先直接地告诉他本人。海德格尔马上否认道，他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雅斯贝尔斯回答：“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一种怨恨和怀疑的情绪，在雅斯贝尔斯的心中挥之不去。(16)后来，雅斯贝尔斯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他似乎是这样一位朋友，当你不在场时，就会出卖你。不过在瞬间，你又会发现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是觉得他是你难以忘怀的亲密朋友。在我看来，似乎是有一个魔鬼混入了他的体内，所以，出于对他本质精神的喜爱，我要求自己，不去理会他的这种失礼。”[2](PP.97-98)
阿伦特——连结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的纽带
1923年秋季，海德格尔来到了马堡，1928年春季他又离开了这座城市，前往弗莱堡去接替胡塞尔的教授席位。在离开马堡之前，他写信给雅斯贝尔斯：“有关在马堡的一些事情我在此不能向你一一道来。在这里，我没有一刻是感到愉快的。”[3](P96)
但是，后来海德格尔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又称这些年是他生命中最令人振奋的、收获和经历最为丰富的时期，同时也是最幸运的时期。
海德格尔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对这段马堡生活时期的负面评价也有着其战略上的意义。当时，雅斯贝尔斯曾考虑离开海德堡，因此他想从海德格尔那里知道，能否为他调往马堡工作提供一些建议。但海德格尔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这些年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作为一个副教授又能帮上雅斯贝尔斯的什么忙呢？这其中的原因不单单是大学的环境，同时也是因为他经常往来于马堡和托特瑙贝尔格(17)之间的缘故，很难顾及到雅斯贝尔斯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让雅斯贝尔斯知道他跟自己年轻貌美的犹太裔女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
1924年阿伦特在马堡大学遇到了海德格尔，这时她才18岁。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35岁的海德格尔正在酝酿《存在与时间》的写作，阿伦特出现在了海德格尔的课堂之上，在他们四目交会的刹那，阿伦特的貌美和睿智，海德格尔的深邃和厚重，使他们一见倾心，很快便成为了两相愉悦的情人。当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场爱情最终将没有任何结果时，海德格尔将阿伦特推荐给了他的好朋友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则在听了一年胡塞尔的现象学课之后，去了海德堡。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论奥古斯丁爱的观念》的博士论文。而对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之间的恋情，雅斯贝尔斯却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略有所知，并且不是从他的朋友海德格尔那里，而是从他的学生阿伦特那里。当时，海德格尔为了避免麻烦，将他的这位学生送到了海德堡。又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但不管怎么说，雅斯贝尔斯还是对阿伦特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慈爱之情，而阿伦特一生对雅斯贝尔斯夫妇都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尊重。这些都可以从他们之间持续44年的几百封通信中看得出。(18)
雅斯贝尔斯对海氏《存在与时间》的评价
海德格尔在上文提到的可以说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书评中，对《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主要从自己的哲学出发予以了评论，但他对雅斯贝尔斯的严厉批评一直都让雅氏难以做到心境坦然。后来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的时候，雅斯贝尔斯承认对此书毫无兴趣，认为这是一本毫无新意并且充斥着生造新词的失败之作。他在《哲学自传》中写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Sein und Zeit(19),1927)的出版，我在当时没有真正注意到，它并没有加深我们之间的关系，而是使这一关系更加表面化了。我当时的反应是，几年前他对我的《世界观的心理学》是如何批判的，因此对他的书并不感兴趣。早在1922年，海德格尔就从他的手稿中抽出几页读给我听过。我当时没怎么理解，因为我要求自然的表达方式。海德格尔后来偶尔也说，他只是走得太远了，超越了那个时代应有的水平。至于1927年出版的这部著作的内容在这之前我是一无所知。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本书，它经过精心的修改，抽象概念的构造，使人常常猛然间领悟的、确切的新词的用法，这些使我马上对这本书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部著作以其强有力的分析而光芒四射，不过对我的哲学渴望来讲似乎并没有什么益处。我乐意看到跟我有关系的人的成就，却没有什么兴致去读他们的作品，往往不久就读不下去了，因为他们从风格、内容到思维方式上来讲，都是跟我不相符的。我认为，这部著作并非我一定要去思考、要去讨论的。从这方面看，这跟我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交谈是有区别的，它对我并没有什么启发。”[2](PP.98-99)
而在1946年《普通心理病理学》修订版的后记中，雅斯贝尔斯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想提供知识的企图，是一种错误的哲学途径，他写道：“尽管他的具体说明有价值，但是，在原则上，我认为这种企图是错误的哲学途径，因为它将人带到了人之实存的整个概念的知识上去，而不是带进哲学的思索中。这种思想的结构，对于个人历史性的具体存在没有裨益（作为加强并确定其生活的实践），只能成为另一个更有害的妨碍，因为正是由于这种最接近于‘存在’的意见，才使得真正的存在易被错过，从而变为不重要的东西。”(20)
反之，海德格尔却认为雅斯贝尔斯的哲学的深度不够，他的哲学思考和不断超越的活动，实际上是在逃避真正至关重要的存在的问题。[2](P20)
两位哲学家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者的思想风格的不同使然。雅斯贝尔斯所拥有的绝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和情感，他认为哲学是当下的、是跟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息息相关的。而海德格尔的思想高度，决定了他的哲学是无条件的孤独和不可交流。他对最复杂的哲学术语的追根溯源，以及《存在与时间》在结构设计上的精密，都明显来自他那扎实厚重的学院哲学背景。《存在与时间》在出版后不久就被认为是20世纪欧洲哲学中真正划时代的著作。今天看来，这一说法并不过分，因为它对欧洲哲学、文化乃至技术的影响，是任何著作所无与伦比的。平心而论，上述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尽管有他的道理，但实际上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研究者很容易证明，雅氏1932年出版的集他思想大成的三卷本巨著《哲学》(Philosophie)一书的许多观点和方法明显受到过《存在与时间》的影响。而雅斯贝尔斯的信奉者们却相信，正是由于雅氏这套洋洋洒洒的《哲学》一书，才使得海德格尔放弃了出版《存在与时间》下半部的计划。(21)实际上这正显示出了两位哲学大师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思想上的相通。伽达默尔在论述两位大师在思想方面的异同时写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从根本上说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追问方式，这种追问方向要返回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向度上去。……雅斯贝尔斯固然也吸收了海德格尔以‘存在式的’名义耕作的土壤，但他作为海德堡学术界的教师首先还是选择了基尔凯郭尔存在辩证法的思想加以阐述。”[4](P192)这样的一个结论，可以说对两位哲学大师都是比较公允的。
1920年代，两位哲学大师对这段友谊有着无法实现的过高的期望。(22)对雅斯贝尔斯来说，海德格尔是这样的一位哲学家，跟其他哲学家不同，他和被雅斯贝尔斯自己称之为“统摄”(das Umgreifende)的此在力量有着联系。基于这样的原因，他将海德格尔看作是自己的同路人。他试图和海德格尔一起进行超验的思维，去寻求存在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正如伽达默尔在后来所写到的那样：“如果说人们当时已把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一同看作为存在哲学的代表人物，这并不意味着根据某种外在依据将他俩划入同一类中，而是不谋而合的思想遭遇使他们站在了一起。”[4](P196)尽管在他们的交往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事件，但他们相互间的吸引力以及共同的使命感并未使他们分开，直到1933年，当海德格尔短暂参与了纳粹政治时，他们之间的友谊才告破灭。但雅斯贝尔斯在精神上一刻也没有真正离开过海德格尔。直到他临死时，他写的有关海德格尔的笔记还放在写字台上。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为了了解自己，他必须理解和解释自己和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为此，他写了一页页的笔记。(23)
海德格尔却没有留下写给雅斯贝尔斯的笔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中，他是雅斯贝尔斯争取的对象。海德格尔对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却很欣赏雅斯贝尔斯的正直、他那自然的威望以及他的宽宏大量。后来，雅斯贝尔斯甚至成了一种海德格尔用来审视自己良知的尺度。只有在他面前，海德格尔才承认了自己卷入纳粹政治的“羞愧”。(24)
尽管从结局上来看这是一段以失败而告终的友谊，但在失败中，却保留着一种强大的、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起着决定作用的联系力量，在这种力量之中蕴藏着某种捉摸不定的东西。
附记：2003年5月的一天，我跟刘小枫教授在德国 Düsseldorf的Stern-Verlag（明星出版社）的旧书店里看到了1992年出版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来往书信集》，刘教授劝我将这本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的书信集译成中文。我当时答应了下来，但一直未敢贸然动手翻译。不过这本书信集却成了我的枕边书，闲来无事，或忙了一整天静下来时，我都会在这两位大师的通信中寻找一些灵感和慰藉。后来我又在Bonn的一家旧书店中购得了1977年版的雅斯贝尔斯著的《哲学自传》，而其中“海德格尔”一章是在这一版才新增的。于是这又增加了我研究这两位哲学家交往的兴趣。因此写成此文，以求教于读者诸君。文章的内容大都取材于上述尚未译成中文的两本书。此外，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还参考了Rüdiger Safranski所写的“失败的友情” (Niβlungene Freundschaft)一文，此文收入：Deutsche Freunde（《德意志朋友》，hrsg. von Thomas Karlauf,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97,S.228-320）一书，特此说明。
（原载《现代哲学》200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