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深】时间性·介入·政治有效性———萨特与加缪的一场世纪争论的启示

萨特和加缪是上世纪法国的两位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同为“二战”时期地下抵抗运动的生死战友,也是惺惺相惜的文学同道。虽然他们有时同被归属于存在主义阵营,但相互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思想差异和观念分歧。本文拟借萨特与加缪的一场世纪争论的历史公案,谈谈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与当时政治的联系,以及他们是怎样卷入时代政治的漩涡,又怎样由其哲学思想的误导而在政治上失足的。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政治参与

先来看一看存在主义哲学与其政治参与的关系。

在存在主义哲学中,与政治参与态度关系最为密切的哲学思想主要有三条:一个是时间性概念,另一个是介入概念,与这两条相关还有一个政治有效性概念。众所周知,存在主义特有的时间性概念是由海德格尔创立的,萨特又对其进行了发挥。这种时间观的大意是指此在(或人的实在)本身具有时间性,或说时间性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这种时间性不同于牛顿物理学那种一维单向流逝的时间,而是此在同时存在于时间的三个维度即过去、现在、未来之中。在这三维中,海德格尔和萨特都强调未来这一维(参见海德格尔,第390页;萨特, 1987年,第154-236页),但是加缪则更加重视现在的维度。在海德格尔和萨特看来,人虽生活在现在,但总是通过对过去的否定而趋向未来的可能性,以期在未来实现一种自认为更美好的存在状况。这种思想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用未来的美好目标为现实的罪恶手段辩护,就可能产生很大的问题。关于介入的概念,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曾提到过这一说法,尤其是萨特还将它发展成一种文学参与和政治参与的理论。海德格尔曾对雅斯贝尔斯说过“我必须介入”(参见黄秉浩,第55-58页),他所要介入的正是1933年前后的纳粹“革命”及此后直到1945年德国战败的纳粹政治实践。萨特的介入更加丰富多彩、曲折复杂。这两人的介入一左一右,不过相比之下,萨特左的介入仍有很多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只是在某段时期和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一些迷惘和失足;而海德格尔右的介入则可以不客气地说是一种罪恶,而且他从未真正承认过错误。与介入概念相关,海德格尔和萨特都醉心于政治有效性:海德格尔关于政治有效性的直接论述尚待考证,但他在实践方面对有效性的追求无疑已在不言之中(参见里拉,第17-21页);而萨特则明确强调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有效性,还特别在著名剧本《魔鬼与上帝》、《肮脏的手》中通过剧情对其加以论证,并在结尾处明确肯定为了政治有效性可以不择手段的主题。(参见萨特,1988年,第251页)这些观念成了萨特与加缪争论以至绝交的主要原因。

二、萨特的政治介入

现在先梳理一下萨特文学介入和政治介入的来龙去脉和所作所为。萨特至少早在《存在与虚无》中就已经开始谈到“介入”的概念,而在1945年《现代》杂志发刊词中则初步提出了介入文学的主张,尤其是在1947年发表的、被视为介入文学宣言的《什么是文学?》一文中,萨特系统地论述了其介入文学的理论。他在1960年接受马德莱娜·夏普萨尔的采访时说:“介入作家的真正工作就是……揭示、论证,暴露真相,把神话和偶像统统溶解于批判的酸性溶液中。”(萨特, 1988年,第294页)同年,萨特在另一次与记者的谈话中谈到了作家的功能:“在一个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里,……如果所有的人都表现出赞同的样子,那么作家就必须站出来表现那些不赞成者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同上,第297页)不过,萨特并不满足于文学介入,他很快就把介入概念推广到政治介入中去。他曾谈到:“自由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实践的……只有当所有的人都能吃饱饭,都能从事一项他力所能及的工作时,人的生活才会开始。我不仅将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还将为每个人的民主生活的条件,为所有被剥削、被压迫者的解放而奋斗。”(同上)1968年11月,萨特在布拉格逗留期间,曾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对知识分子来说,介入就是表达他自己的感受,并且是从惟一可能的人的观点来表达,这就是说,他必须为他本人,也为所有的人要求一种具体的自由,……这就是赋予自由一种具体的内容,使之成为既是实质的又是形式的自由。因而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必须介入。”(转引自高宣扬,第275页)从上世纪40年代起,萨特开始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他时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比如反对法国的印支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时而友好访问苏联、东欧、越南、古巴和新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赞扬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建设;时而抗议苏联的劳改营、对持不同政见作家的迫害和对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入侵;时而支持西方极左的政治组织。从表面上看,萨特没有一个固定的政治忠诚,不以政治阵营为区分标准。然而,萨特支持与反对的最终判别标准是一种极左的革命思想,这种思想主张一种人人自由、绝对民主、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凡是符合这一标准的他就义无反顾地支持,不符合的就坚决反对;为了达到这一理想目标,可以采取任何合法或非法的但一定是有效的手段,言论上的抗议、议会选举的斗争、上街游行示威直至暴力革命都是允许的,完全不顾这些手段是否与其理想目标的原则相抵触。而且,越到晚年,萨特对暴力革命越是倾心赞许。1970年4月,极左派报纸《人民事业报》负责人被捕,萨特自告奋勇接任该报社长,他声明:“全力支持那些论证在群众中实行暴力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文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革命的性质。”(同上,第277-278页)萨特这种极左的思想也可以解释他的一些另类的过激言行。比如,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中,他认为群众的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强调一种必要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通过清除反对者而不断地重新形成”。那些反对者如果抵制,就“可以对他们采用暴力”,因为“在群体的心目中,持不同政见的人是罪犯”。(列维,第548页)又如,萨特在1950年就承认苏联存在着古拉格劳改营并曾加以谴责,但在1954年访苏归来后却违心地说了诸如苏联社会不存在特权、“苏联公民拥有完全的批评的自由”等许多假话。(同上,第527-529页)最让人无语的是, 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披露出,斯大林时代有成千上万无辜、忠诚的人成为党内专制和无情镇压的受害者;而萨特却说,他从内心深处觉得发表这个报告是苏联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同上,第531页)直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萨特才与苏联彻底决裂。(高宣扬,第550-551页)

三、加缪的《反抗者》

现在可以看一下萨特与加缪的争论那一桩历史公案了。

阿尔贝·加缪是一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早在1932年就曾参加由罗曼·罗兰和巴比塞·102·《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创建的反法西斯运动“阿姆斯特丹联盟”, 1935年加入法国共产党, 1937年被开除出党。当萨特的《厌恶》出版时,加缪曾在报纸上发表专文加以赞扬。1942年和1943年,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与《西西弗的神话》相继发表。萨特和波伏瓦读过《局外人》后感到,这本书就像是《厌恶》的姊妹篇:主人公默尔索像是洛根丁的亲兄弟,萨特所描述的“厌恶”感和加缪所描述的“荒谬感”非常相似。萨特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该书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1943年春,萨特的《苍蝇》彩排那一天,加缪在剧院门厅向萨特自我介绍,从此两人建立了友谊。萨特建议由加缪导演他的《禁闭》

并扮演剧中的加尔森;两人合作演出《禁闭》时,加缪已参加了地下抗德组织,并且负责地下报纸《战斗报》的编辑发行工作。1944年8月19日,巴黎人民发动反抗德国军队的武装起义。25日,在巴黎人民和迅速赶来的戴高乐麾下的正规军的共同进攻下,德军宣布投降,遭受四年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巴黎终于获得了解放。在起义的过程中,应加缪的请求,萨特与波伏瓦步行或骑车走遍了巴黎街头,采访各阶层人物,记述爱国者对法西斯及其走狗的最后一战,报道人民迎接胜利的喜悦。从8月22日到9月4日,萨特撰写了七篇文章,以《在起义的巴黎漫步》为题陆续发表于《战斗报》上。可以说,在抵抗运动中,萨特与加缪建立起了真正兄弟般的战友情谊。

上个世纪,对待共产主义革命和苏联的态度成为西方作家之间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加缪反对法共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很早就对法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性质与前景开始进行反思。而萨特在战后曾对苏联寄予莫大的期望,并自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因此,他尽管也揭露过苏联存在着集中营,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站在苏联一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非左即右的冷战形势造成的。这种认识上的差距造成了萨特与加缪之间的思想分歧。1951年加缪的《反抗者》的出版加快了两人的绝交,因为加缪在书中提出了与萨特相对立的哲学、道德和政治思想。在公正评价萨特与加缪的争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加缪在《反抗者》一书中的主要思想。

在《反抗者》中,加缪首先阐述了反抗与革命的差别。他写道,反抗者是一个说“不”的人,他对不可容忍的侵犯、压迫和谎言予以斩钉截铁的拒绝:奴隶不仅拒绝主人令人屈辱的命令,同时也否定了他自己的奴隶地位;另一方面,反抗者又是一个说“是”的人:他在拒绝的同时相信他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正当的权利,这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价值,他要求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自己,他要求自己的人格受到尊重。而且他认为,这种价值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与此相反,由妒忌引起的怨恨则是完全否定的概念,人们妒忌自己没有的东西,而反抗者只捍卫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怨恨乐于看到它所仇恨的对象遭受痛苦,而反抗仅限于拒绝屈辱,而不要求屈辱他人。反抗者为其人格的完整性而斗争,他追求的不是征服他人,而是他人的承认和尊重。正是反抗行动中的这种肯定的因素使它与否定性的怨恨区别开来。最初,痛苦只是个人的,但一旦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就变成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于是,反抗者是为了捍卫一切人的共同尊严而斗争的,他要求一种尊重人的、符合人性的体制。(参见加缪,第178-184页)在这个意义上,加缪说:“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加缪,第185页)不过,加缪警告说,虽然人为了生存一定要反抗,但这种反抗不应越过自身的界限。如果它忘记了自己最初的崇高原则,就会陷入专制或奴役。这种崇高原则就是大家所承认的共同价值,即反抗行动所要求的尊严、公正、团结、秩序和幸福。反抗的目标就是让正义主宰世界。(同上,第185-188页)然而,一旦反抗超出其界限就演变为革命。加缪认为,革命一词仍保留着天文学的含义,这是一种翻跟头的环形运动,是一个政府转让给另一个政府的运动,革命由此而有别于反抗运动。(同上,第251-252页)(加缪理解的革命与中国古代所谓的“汤武革命”的意思相近,即改朝换代,而不是改变制度意义上的革命;而他所说的反抗反倒具有改变制度的含义。)而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政·103·时间性·介入·政治有效性府与革命从直接意义上说就是不能并存的。普鲁东说:“政府可以是革命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意味着矛盾,就是由于它是政府。”加缪补充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对其他政府时才是革命的。奴隶的起义、处死国王的革命以及20世纪的革命都自觉认可了越来越大的罪行。1789年革命诞生的社会愿意为了欧洲而作战, 1917年革命诞生的社会在为了统治全球而战斗。(参见加缪,第252-253页)在加缪看来,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斯起义是古代革命的典型。这些不屈服的起义者通过英勇战斗摆脱了奴隶地位,肯定自己与主人平等,然后自己也想成为主人。奴隶大军解放了奴隶,立即让他们以前的主人沦为奴隶。于是,奴隶开始时要求公正,最后却想得到权势,由他们进行统治。起义的奴隶通过以命抵命的复仇原则的名义杀人,然而杀人不会带来任何新东西,只会导致杀更多的人。罗马将军克拉苏由于一个罗马市民被奴隶吊在十字架上而把六千个奴隶吊死在十字架上,以此向奴隶们表明在权力世界中没有任何平等可言。1793年,断头台代替了十字架成为革命的标志,圣鞠斯特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普遍意志的名义对国王进行审判并将其送上断头台。由此开始的新时代至今仍在继续。(同上,第254-260页)不过,加缪既不同意为了效劳于历史的狂暴进程而杀人,也不同意接受一个存在种种非正义行为的社会。他指出,非正义之所以坏,就是由于它使分隔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敌对状态永久延续下去,它扼杀了生命和人们之间的协同关系。(同上,第386-388页)反抗者“并非仅仅是反抗主人的奴隶,而且是反对世界上有主人和奴隶存在的人”。(加缪,第389页)加缪的意思是,反抗不是为了改朝换代,不是为了反过来压迫他人,而是为了建立一种没有压迫和暴力、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正义社会。

加缪承认反抗者要为自己要求自由,但这种自由绝没有毁灭他人的生存和自由的权利。因此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反抗者反对杀人这种最极端的自由,只为自己要求相对的自由。反抗者所反抗的是奴役、非正义、谎言、破坏、杀人、暴力和死亡,所争取的是平等、公正、生存、真诚、创造、荣誉和幸福。他要服务于正义,而绝不去加强非正义;自己永远不杀人和说谎,也永远不允许别人杀人和说谎,否则,他就背弃了反抗的初衷,从而失去了反抗的理由。(参见同上,第389-390页)然而,反抗必须在历史中展开,而历史要求行动的有效性。但在历史行动中,人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我们要么放弃暴力和反抗,无所作为,向压迫者认输,这是无所作为的善;要么投入反抗行动,为了成功而运用无耻的暴力,这是无所不能的恶。(同上,第390-391页)加缪特别指出,这个矛盾并不是纯洁性与有效性的区别,而是无效的放弃与无效的破坏之间的对立。不论是无效的放弃还是无效的破坏,都是对反抗的调和原则的背离。20世纪的革命用历史代替了上帝,提出了一种历史绝对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徒然地肯定历史的绝对价值,完全认可了历史的恶。但实际上,历史的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只对处于历史和世界之外的观察者而存在,也就是只对上帝存在,而人是不可能掌握历史的整体的,因此不可能根据涵盖历史整体的计划采取完全正确的行动。(同上,第392-393页)在加缪看来,历史并非一切都是必然的,而只能说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历史事业都不过是或多或少合理的冒险行为,因此不能认可任何过分的行为和绝对的立场。反抗的哲学必须在上帝与刀剑、道义的纯洁性与政治的有效性的矛盾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从而使矛盾双方相互调和,并最终超越这个矛盾。(同上,第393页)加缪是这样解决这对矛盾的:“真正的反抗行动仅仅为了建立那些限制暴力的法规而同意武装起来,而不是为了使暴力制度化的法规。……倘若起义的暴力行动朝这些法规的方向开展,并且尽可能经常地宣布这些法规,这将是它成为暂时性的暴力的惟一方式。”(加缪,第395页)加缪认为,只有建立在自然法和民法基础之上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社会,而只有为了建立和维护限制暴力的法律秩序才可以使用暂时性的暴力手段。他问道,只要目的正·104·《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当就可以不择手段吗?由谁来证明目的的正当性呢?历史绝对主义不能给出答案,但反抗思想的答案是,应该由手段来证明目的的正当性。这就是说,正当的目的只能用正当的手段来达到,手段的不正当恰恰暴露了目的本身的不正当!加缪斩钉截铁地断言,这种态度在政治上是惟一有效的。(参见加缪,第395页)历史绝对主义所谓的政治有效性只不过是有能力,即取得并保持了权力而已;由于背离了反抗的道义价值,它实际上已变成无效的了。答案如此简单明了,如此一针见血,却又具有如此震慑人心的力量。这是加缪作为一名抵抗运动的老战士关于政治有效性的最出色的宣言。

加缪认为, 20世纪的革命之所以走上恐怖和战争的歧途,其原因首先在于它不了解或不承认与人的本性密不可分的限度;仅仅追求历史效果而没有其他限制的过度的革命只能意味着无限制的奴役,它只能带来新的欺骗和新的暴君。既然一切思想与行动超越某一点后就会自己否定自己,那么万物与人就都必须保持节制。反抗思想恰恰正确地揭示出符合万物和人的共同本性的节制、限度和相对性。有节制的反抗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 1905年俄国的革命党人卡利亚耶夫在谋杀塞尔日大公时,因为拒绝杀害与大公乘坐同一辆马车的儿童,宁肯放弃刺杀行动,抛弃了制造死亡的无限权力,这种态度被称为“恐怖主义者的良心”。反抗思想的这种有节制的态度在当今世界上的政治表现就是革命工团主义和巴黎公社,它们取得的社会和政治成果有目共睹。但是,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却使社会主义倒退,并且破坏了工团主义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工团主义从经济着手,巴黎公社从政治着手。工团主义和巴黎公社一样,依靠真实持久的战斗走向真理,从而否定了抽象的官僚集权制。而专制革命虽然声称依靠经济,但首先依靠政治和意识形态,从绝对着手来塑造现实,因此不能避免恐怖与暴力。

反抗是由下而上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专制的革命则试图自上而下地实现其目标。当反抗为减轻人的痛苦而推动历史前进的时候,没有运用恐怖手段,即便使用暴力也是在上面说过的条件下施行法律限制下的暂时性暴力。(同上,第399页)加缪认为,第一国际时期,德国的社会主义不停地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第一国际的历史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地中海思想之间的斗争史。公社与国家之间、具体社会与绝对主义社会之间、审慎的自由与合理的专制之间,以及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与对群众的奴役之间的对抗,再次表现出有节制的反抗与革命的专制之间的悠久对立。专制的革命战胜工团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之日,革命思想就失去了它不可缺少的平衡力量而走向衰落。(同上,第399-400页)加缪分析道,专制革命的过度行为的根源存在于人的心灵里,我们所有的人在自己身上都带有自己的艰辛、罪恶和灾害。我们的任务不是把它们发泄到世界上来,而是在我们和其他人身上控制、修正和消灭会导致恶的一切因素。(同上,第402页)加缪指出, 20世纪以来,没有任何救世主降临大地,不论是神的还是革命的,非正义和苦难始终徘徊不去。欧洲人为了未来而忘掉现在,为了虚无缥缈的乐土而忘掉每天的正义之举。于是,当革命以强权与历史的名义变成疯狂的杀人机器的时候,一种新的反抗则以节制与生命的名义开始神圣的行动。人们开始懂得,反抗不能离开一种博爱精神,它毫不迟疑地献出爱的力量,毫不拖延地拒绝非正义,拒绝将欢乐推迟到未来。反抗把一切都献给现在的生活与活着的弟兄们,对未来的真正慷慨大度就在于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同上,第403-405页)以上就是《反抗者》一书的主要思想观点。

四、萨特与加缪的世纪争论及其启示

在加缪的书出版后,最初萨特出于友谊,同时为了避免共同的敌人有机可乘,不愿公开论战。

《现代》杂志一班人沉默了半年多,让松终于代表杂志社写了一篇题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心灵》的文章,发表于《现代》1952年5月第79期。他以激烈的措辞指责了加缪对行动和历史进程的·105·时间性·介入·政治有效性拒绝,以及加缪的美好心灵所持的充满教化和无效的态度。加缪撇开让松,立即直接对萨特进行了驳斥。(列维,第503页)作为反击,萨特在发表于1952年8月《现代》第82期上的《答加缪》一文中,严厉指责了加缪的态度,并在肯定加缪的文学成就的同时指出,他是“一个资产者”和自由派思想家。由此导致了两人的绝交。

在萨特与加缪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加缪都与萨特持有相当不同的观点。

在介入概念上,萨特持一种激进的和极端的观点,而加缪持一种审慎的有节制的态度。在政治有效性问题上,萨特主张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此同意激烈的甚至是无限制的暴力斗争,而加缪则认为正当的目的只能用正当的手段去实现,因此反对无限制的暴力,只认可法律限制下的暂时性暴力。在时间性问题上,萨特强调未来,而加缪则更重视现在。与此相关,加缪对于未来的革命前景也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并且反对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他曾明确地说:“革命也许是可能的。没有阶级的社会,幸福的社会也许早晚有一天会诞生。但对此我并不敢肯定,我也不敢肯定这种事什么时候才会发生。你要我们为了只不过是远景的东西接受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还有疑问,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牺牲。”(同上,第582页)这段话表明,加缪站在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既反对错误的过度的手段,也对革命的最终目标持有怀疑的态度,他不相信革命的弥赛亚。

萨特与加缪的这场世纪争论的历史命运也是耐人寻味的。在争论发生之初,几乎法国的所有左派知识分子都站在萨特一边,对加缪持批评态度。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加缪的正确性,尤其在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发生后,以及苏联肃反运动和古拉格劳改营的真相被揭露之后,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清醒过来。到冷战结束之后,西方知识分子几乎一边倒地承认,历史证明加缪是这场争论的真正的胜利者。

20世纪是一个极端主义的世纪。大多数情况下,并非革命派非要走极端,而是反动派首先在走极端。革命有其合理性的根据:面对反动派的暴力,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打到反动派,改造旧社会;甚至美国独立宣言都承认人民有推翻专制暴政的权利。问题是如何在最极端的环境下,保持暴力的节制和必要限度;如何在革命所要求的必要的暴力和人道主义的要求之间保持平衡;如何找到并保持革命与民主之间的平衡;如何在反抗巨龙的时候,不让自己也变成巨龙;如何在反抗专制统治的时候,不让自己也变成新的专制;如何避免重蹈封建王朝起义———专制———再起义———再专制的恶性循环;如何在暴力革命成功后,平稳地过渡到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民主社会,而不是造成新的专制和不公正———这些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也是远在法国的那场争论留下的无尽的疑问。

【参考文献】

高宣扬, 1988年:《萨特传》,作家出版社。

海德格尔, 1987年:《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

黄秉浩, 2008年:《历史公案———海德格尔与纳粹》,载《贵阳文史》第5期。

加缪, 2010年:《反抗者》,吕永真译,载柳鸣九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上海译文出版社。

里拉, 2010年:《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

列维, 2005年:《萨特的世纪》,阎素伟译,商务印书馆。

萨特, 1987年:《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三联书店。

1988年:《词语》,潘培庆译,三联书店。

（原载《哲学研究》2011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