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解思想之蔽　明生活之道——关于哲学的本性与命运的思考

一

哲学是什么？如果将这个似乎简单的问题质之于当代的哲学家，则甭想指望获得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答案。如果再叩向哲学的命运如何，那回答十有八九更会让人们感到失望乃至沮丧。一百位哲学家有一百种哲学，有一百种关于哲学命运的看法。这种情况，即便不是哲学受到空前冷遇的一个原因，也足以使业已陷入危机之中的哲学雪上加霜了。

黑格尔有言，不管什么哲学，都是哲学。他的意思是说凡哲学都有同一共性。我们所处的语境中早就有一堆关于哲学共性的现成的语词：形上学、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世界观、方法论、人学等等。然而，这些杂多的语词所要表明的似乎不是哲学的共性而恰恰是哲学没有共性。经过二千多年的发育成长，哲学早就由一簇幼芽长成参天大树，它的枝枝叶叶不仅千差万殊，而且有了固定的样式，若靠概括其外延而求其内涵，那么人们所能得到的也无非是上面那些语词。而即使理解了这些语词，人们对哲学这棵大树的现今的面目也仍然会感到模糊不清。要揭示哲学这棵大树的本来面目或应有面目，真正可行的不是把目光停留在那繁密芜杂的枝叶上，而是循着枝叶的来路、透过枝叶的遮掩进入到树干和树根。一旦这样做了，我们会发现，哲学原来不过是一粒质朴纯净、浑然天成的思想种子。因此，我们可以说，思想才是哲学最根本的共性即本性，而哲学就是思想之学。

思想是哲学的本性、哲学是思想之学这句话，似乎是一句还不如前面那些语词更为切题的泛泛之言。其实不然。前述语词指称的是哲学在历史上不同的形态。思想一词则表征着哲学在历史上共同的本性。哲学之所以要变化其表现形态，正是为了捕捉到思想之进展、把握住思想之整体。

当然，思想并非哲学的专利，各种理论学科都是思想的产物并都有自己的专业思想。但是，哲学之外的各种理论学科都不把自己的专业思想作为对象而只是奉为向导，各种专业思想亦非思想之原型而只是思想之变体、非思想之共相而只是思想之具相。哲学则不然。哲学要研究思想本身即把思想作为一个总体予以思考和把握。而哲学之所以能够也必定以思想为研究对象，则在于惟有它才是思想的原型、共相，才是能够衍生出一切思想的思想。能够衍生出一切思想的思想是自在自为的思想，亦即思与反思相统一的思想。哲学既然是这种思想的理论表现，哲学当然就是思想之学。

西方哲学的形成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如所周知，当泰勒斯断言“万物起源于水”时，哲学便在西方萌生了。泰勒斯的这一断言所体现的，是终于摆脱了原始“互渗”状态的思想第一次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作的昭示。这一昭示是如此之素朴天真、大胆豪迈，它以为直截了当地就可以把世界的本来面目予以敞开和澄明。于是，它大大地激发了人们凭借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来推测世界之起源与始基的热情，各种“本原”说相继问世。然而，关于万物起源的直接断言还只是萌动着内在生命与张力的思想原种“本原”说相继问世。然而，关于万物起源的直接断言还只是萌动着内在生命与张力的思想原种，它们并未自觉其为思想。而诸多本原说在互相争执中暴露出来的多与一、变与不变、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却使巴门尼德意识到思想及其反思功能在清理各种“意见”中的极端重要性。巴门尼德提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使思想与存在一体性地成为哲学的对象与内容，由此，哲学作为思想之学正式形成，思想则通过哲学自觉地踏上了思与反思的征程。

哲学既然是思想之学，为什么在今天会受到空前的冷遇？不仅受到普通人的冷遇，而且受到各种学科的冷遇？是哲学自身的思想性削弱乃至萎缩了呢，还是社会以及学界对思想不再有强烈的需求因而相应失去浓厚的兴趣了？

笔者以为，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不能排除。而这两方面的原因之产生，又缘自于思想、哲学和人的生活实践颇为复杂的变动着的关系。

二

思考一下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演变，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建构宏伟的哲学体系和消除任何哲学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完全相反的两个努力方向。而这两代哲学又都是在维护“思想”的名义下展开自己的活动的。这就很值得我们品味一番个中奥妙。

西方近代哲学肇始于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儿。随着培根对包括中世纪经院哲学在内的各种假相的痛斥和笛卡儿“我思故我在”这一天赋观念中最重要观念的提出，思想在近代西方真正奠定了它的权威地位。其后，尽管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各执一端、往复驳难，但就其揭示思想认识的感性来源和理性形式的矛盾从而推动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就其孕育和发展科学技术思想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功绩而言，两者简直可谓“燕燕于飞，颉之颃之”。

后来，当陷入莱布尼茨独断论中的康德被休谟的怀疑论惊醒，他看到了理性自身的局限。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界既防止了它们互相僭越又使其各自的道路得以畅通，人的生活世界中的真善美诸种价值由此成为不同类型的思想所追求的对象，人作为思想存在物的主体性目的性也相应得到突出和宏扬。这样，尽管思想与存在在康德那里还是分裂的，但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却开始了以人的精神主体性为轴心的统一。这种统一在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中似乎得到了最终完成：思想达到了它的全部普遍性，作为思想直接性的存在则获得了它的全部丰富性；“绝对”的理念经过哲学思想的长途跋涉终于被发现，而绝对的理念正是返回到自己本身的思想。

就黑格尔哲学的真实革命意义而言，本来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这个哲学从理念出发泛逻辑地推演出的似乎是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却将自己置于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地位，成为完全超越人的有限的生活经验的新的形而上学。而事实上，人的思想永远不能达到上帝才能达到的全知全能，虽然它可以凭借自身的普遍性和无限性莅临一切可能的世界，但却不能不以人的具体的生活实践为依托并受其制约。于是，人的思想通过黑格尔哲学所作的企图把握绝对而终极的真理的这场试验，到头来也只能取得一个虚幻的成功。

以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为标志，近代西方哲学开始了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过渡，原来以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等形式存在的知识性理论，如今纷纷甩掉哲学的外壳成为独立的实证科学；哲学不再研究具体领域的问题，哲学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净化。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言，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①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为了彻底清除冒充“思想”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在英美经验主义的土壤上产生的分析哲学进而推动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所谓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说语言的分析批判成为哲学关注的主要事情，而关注语言正是为了澄清思想，因为思想是通过语言表达和存在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就是要为思想及其语言表述划定一条界线，使人们明白只有经得起逻辑分析的思想及其语言才是可思可说的，才是有意义的。他指出，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命题的总和是语言，而用语言表示某种违反逻辑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哲学问题和命题都产生于对语言的逻辑的误解，因此只要实施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这些问题和命题就会自行消失。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仍然坚持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进行逻辑阐明的观点。他说，哲学就是要揭开胡说和理性向语言的一些界线碰撞后留下的硬块，从而对其加以治疗。所以，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不是观点而是方法。成功的哲学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只是将一切摆在我们面前，即不解释，也不演绎任何东西。”②因为一切都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解释和推演的必要了。哲学因此也就得到安宁、可以休息了。维氏的这番话大致说明了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实际运动。

分析哲学家们的活动确实有很大功绩，因为他们实际上在一个新的层面即语言的层面继续了康德批判理性、厘清思想的工作。哲学既然是思想之学，它就应当致力于解除包括自身在内的思想及其语言的弊病，使思想达到明晰、语言得到规范，从而正确地表达和描述事实。可以说，分析哲学的合理性即在于它体现了思想以及哲学反思的一个本质要求：让思想如透明水晶一样地显示事实。然而，我们知道，思想的显示功能与所显示的内容是统一在一起的。完整意义上的思想总是包含着两个方面：动态的思考、想象和静态的观念、见地。空洞无物的思考、想象或不思不想就有的观念、见地，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就如同人之登山、涉水，“登”与“涉”的活动总是和“山”与“水”的实体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在观念上我们可以把思想的活动形式与其观点内容相对区别开来，有所侧重地考察，并由此形成关于思维形式的逻辑学科，但这种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逻辑学科已不可能具有完整的思想意义。如果把哲学也仅仅当作对思想和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工具，或者如罗素那样认定哲学的本质即为逻辑，哲学在实际上不就被取消了吗？同时，如果哲学不再拥有较各种专业思想更具深刻性和普遍性的观念与见地，它还算得上是思想的思想吗？哲学既然已算不上思想的思想，它又有什么资格、又要根据什么充当思想的“医生”或“巡警”呢？它当然更不敢奢望成为思想的园丁和旗手了。这或许就是现代西方哲学较之近代西方哲学远为“谦逊”的原因。其实，维特根斯坦等人所说的“思想”就只是抽象的逻辑的思维，只是康德的“理论理性”，且不包括“直观”在内，所以他们才认为有意义的命题只是事实性认识而非评价性认识，由命题构成的是自然科学而不可能是诸如伦理学、美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维氏为思想和语言划界，其实是为（自然）科学和（人文）价值划界，这倒又重袭了康德。这说明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仍未能够将真善美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统一起来，尽管维氏提出了语言规划对“生活形式”的依赖。

有意思的是，近现代西方哲学走过的轨迹形成了两个思想圆圈：一是从培根和笛卡儿对思想领域的清扫，到后来休谟走向怀疑主义，思想退缩到感觉后面，而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则将理性引向独断迷狂、思想失去反思功能；然后有了康德对思想尤其是理性的清洗与定位，这是第一个圆圈。再是自康德在认知、伦理、审美三大领域进行批判和开拓之后，思想在黑格尔哲学中重新被推上终极真理的宝座，理性主义如日中天；然而好景不长，叔本华、尼采从人的欲望中引出的意志论就开始风行，将思想消解于非理性。分析哲学运动则再次对哲学思想进行净化和定位，这是第二个圆圈。这两个圆圈是哲学思想从“无”到“有”，然后又归于“无”；从“退”到“进”，然后又归于“退”的两次循环。先撇开这两次循环中人的非理性的感性存在一旦被张扬即迫使理性消失思想退位这条副线不谈，我们显然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主线：经过净化后的哲学思想，几乎成为一张一无所有的白纸，而同时却获得了大写大书的坚实基础，于是有了向整个世界的雄心勃勃的进军，一旦达到无所不包的“完满”境界，便“功成身退”，重新返回到原来的状态。哲学思想进而“兼济天下”退而“独善其身”的这种螺旋式前进，无疑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思想的意向本来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只有当思想仿佛如透明的盛器，它才能将世界“装”入其中并予以显示。但思想永远不能一劳永逸地实现这一目的，因为任何具体的思想都是非至上的，而人的生活世界则是生生不息的永恒的过程。当思想的运行僭越了它逾越不了的本分，它自身就会由明晰而混浊、变显示为遮蔽，使人们不能正确地把握真实的生活世界。思想的理性陷入无批判的独断，就既是对人的非理性存在的遮蔽，又是对自身的迷信与盲目，这说明思想既会由于肤浅片面也会由于过度扩张而产生既蔽物又自蔽的蔽病。这样，就有了对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实行解蔽除蔽的治疗的必要性。但是，如果以为有一种完全凌驾于思想之上的哲学活动能够使思想真得净化为没有任何主体性、成见性的透明体，那就会犯下双重错误，一是将这种哲学活动形上化，一是把所有思想虚无化。不可忘记，任何思想与哲学都是营造着自己生活世界的人的思想与哲学，不可能摆脱人及其生活世界最根本的规定性。

其实，哲学思想之所以呈螺旋式前进的态势，正是因为人们只有在思想上与现实生活拉开一定的间距，才能在较大范围和较深层次上正确地透视并指导它。日常思想、科学思想、哲学思想，正是依据这一间距的大小而区分开来的。从现实生活逐步地提升出哲学思想，又从哲学思想逐步地范导出现实生活，生活与思想由此而互相转化、互相促进。如果思想与生活毫无间距或思想与生活完全脱离，如果思想本身不分层次或思想的各个层面彼此隔绝，那么，生活与思想就只能两败俱伤。

例如，前面提到的那条“副线”就告诉我们：在思想完全超越人的感性存在并使理性高高在上地实行专制时，它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黑暗，非理性也就要举起“反叛”的大旗攻杀理性。应当说，人的非理性的感性存在，是人的生命的直接体现和人的生活的直接确证，对每个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本体意义。因此，思想及其哲学决不应规避或敌视它，而应当照亮并引导它。诚然，人的非理性的感性存在的本能性和私人性，与思想的自觉性和语言的公共性是有某些矛盾的，但这种矛盾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因为人的思想和误言正是产生于人与人的感性交往及生命体验，并因此表征着属于每个人的东西的。维特根斯坦认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只能以感性的形式加以“显示”而不能由思想和语言“表达”，固然是对生活大于思想和语言的肯定，但与他只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理解思想和语言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关于“思”与“诗”的生活本原性领悟，与他形成鲜明的比照。

三

无可置疑，目前我国哲学界不景气的现象，与我国近年来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特点是分不开的。现在这个时代，似乎是行动的、功利的、享有的时代，而不是思考的、信仰的、清苦的时代。旧思想的冰雪既然已经溶解，新思想的春光既然已经普照，从事功利活动并享有活动的果实不就是一切吗？何况人们现在所从事的，正是他们过去求之不得的能够发挥其能力实现其利益的活动。过去只能诉诸于思想观念的，现在可以付诸实践成为现实了，人们还祈盼什么？犹如思想的障碍排除了，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现在生活的道路畅通了，思想不就变得多余了吗？于是，不惟哲学，凡是不能立竿见影地推进人们事功的思想以及学问，都无一例外地被打发到冷板凳上。这种情况，似乎表明人的生活实践与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不是共损共荣，而是反向运行的。

从历史的经验看，思想与生活也似乎总是拗着劲。生活艰难困苦，世道黑暗险恶时，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往往处在焦灼、亢奋的状态，因而特别敏锐、激越，富有作为。所以有“国家不幸诗人幸”之说，因为“愤怒出诗人”，当然也出包括诗人在内的思想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穷则思变，困则谋通”，所以必出思想及思想者。思想原本是生活中的哲理，哲理原本是生活中的慧思；所以，真正的思想者，同时是真正的哲人，而真正的哲人，必是真正的思想者。

然而生活富足优裕，世道安定清明时，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往往会变得平缓纤弱，包括文学艺术作品在内的思想产品即使有，也多半会失之平庸琐碎，失却博大的气象、精深的义旨和惊心动魄的效应。悲剧之所以总是比喜剧感人，就是因为悲剧表现了生活中价值的毁灭与人的不屈的抗争，更能揭示人类用鲜血和泪水为自己开辟生活之路的生存本质，对人具有一种否定性的警示和激励作用。而喜剧表现的则是人们奋斗之后的收获与欢乐，倘若再迎合人的虚荣与矫情，更要流于“媚俗”之浅薄。

因为生活是行动的过程与结果，所以思想和行动也似乎总是拗着劲。生活需要思想观照澄明时，它往往遭受着严厉的禁锢与围剿而难以诉诸行动，思想者也处于痛苦之中；一旦思想被解冻并引导出行动，它就如同被迅速地消费掉的商品，不再有什么“边际效用”，思想者的使命也告完成，该退隐赋闲了。中国思想史上关于“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的争论，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思想与行动的反向或反比关系。

如今，众生们跟着感觉走，跟着欲望走，“思想”成为过时的东西。若那位凡事不忘思想，则不是迂腐，就是故作深沉，总之是不会被赏识和认同。这就更加“证实”了上述历史经验之可靠。

但是且慢。任何现象都需要分析，而任何结论都只能是分析后的结果。

从终极意义上说，思想的价值和目的本不在自身，而在于为人的生活实践解蔽除弊、拓荒引路。人的思想与他的生活实践原本是结合在一起的，随着人的各方面能力的提高，思想凭借逐渐增强的相对独立性从生活实践中分化出来，愈益迅速地发展了它的探索、显示、怀疑、批判、辨析、选择、建构、创造、超越的功能。这样，一方面，思想与生活实践仍然在总体上和根本上保持着一致性，另一方面，它又与生活实践拉开一定的间距，从而具有了超前、滞后或僭越的诸种可能性。因此，从人类思想史上我们便可以发现以下三种事实：

其一，当人们的生活充满了灾难困苦而思想为消除灾难困苦左冲右突时，大量思想的夭折、萎缩与麻木便一直伴随其间。即使一些如地火般运行的思想终于喷发，闪耀出璀灿的光芒，其性质也多半是破坏和否定的，应属于建设的方面也很难避免空想性，甚至浮躁、狭隘和粗陋也在所难免。由“感”而生的思想不能不受到所感之生活状况的制约并打上它的烙印。早期共产主义思想是如此，某些人文主义哲学思想也是如此。

其二，人们摆脱了衣食之虑和利害之忧，其思想会变得洒脱和自由，因而会更富有宽容性、建设性和独创性，哲学因之也会更富有智慧。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这一点有事实为证。因为只是在生活福利所必需的东西有了保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求这类知识。所以很明显，我们追求这种知识并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好处。我们说一个自由的人是为自己活着，不是为伺候别人而活着；哲学也是一样，它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③

其三，人们从充满灾难困苦的生活景况中超拔出来，转而踏上富裕康乐之路，意味着原来的批判性革命性思想业已变为行动，物化为新的生活。这时，人们把原来对思想的兴趣转移到世俗的幸福上，是很自然很正常的。思想犹如生活的烛光，生活变得光明，思想的灯烛就可以暂时熄灭；思想犹如报春的梅花，春天来到了，思想就会消失在春的海洋里。一张一驰，文武之道，人需要休养生息，人的思想也需要放松和调节。原来走在生活实践前面的思想，这时也会落在生活实践后面。但这种情况不过是暂时的，思想经过休整以后会响应生活实践的新的召唤，以新的资态扬帆启航，驶向新的目标。

由此可见，思想及其哲学虽然也会发生某种安闲、停滞、空虚、失重的现象，但决不会因为无事可做而变得多余。生活总是需要思想为其解蔽除弊、拓荒引路，因为人的生活是人们按照物的尺度和自身的尺度加以营造的。生产与消费、协作与竞争、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风险与机遇、坎坷与顺利、公益与私欲、理性与感性、束缚与自由、新生与衰亡等等相反相成的环节，构成了生活的基本网络，生活因之不能不充斥着是非善恶的矛盾纠葛、呈现出斑驳陆离的景色变幻。即使人们的生活走上了富裕康乐之路，也决不意味着生活中不再有黑暗、丑恶与腐败；并且，相对而言的“富裕康乐”也未必不会成为一种“蔽”与“弊”。老子有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④钱迷心窍、物欲横流、醉生梦死，而忘却人生还有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东西有待于人们的创造和追求，就是生活中的一种弊病；意识不到这种弊病，则是人们思想上的蒙蔽。荀子曾历数人的思想之蔽，他说：“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⑤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相异与相争，造成了生活中的蔽与弊，从而使思想的存在具有了必然性和必要性；然而，生活中的蔽与弊同时还说明，人们日常的思想受制于事物及其性质无限繁多的差异，也总会有各种蔽塞与弊病，由此，作为思想之学的哲学也便总有其存在的缘由。

哲学难道就通体光明了无阴影吗？显然不是如此。哲学也会陷入遮蔽，出现弊病，并且，哲学的蔽与弊有着更广更深的危害，尤其需要认真地祛除。但是，我们再也找不到一种凌驾于哲学之上的思想理论来担当这个任务。那么，哲学拯救的希望和出路何在？事物之所出也是事物之所归，能够产生一切的也能够改变一切。哲学拯救的希望和出路，归根到底，正是它赖以诞生的生活的世界。生活的世界是蔽与弊的渊薮，但也是真理和价值的故乡。在这里涌流着的奇思妙思、生发着的人情事理、汇聚着的时代精神、进化着的生存之道，便是哲学得以康复得以新生的药物、食粮与血液。生活的世界是自我展开、自我扬弃、自我提升的开放系统，而并非一个业已完成了的封闭的怪圈，因为生活世界的主体是实践的人，实践的人总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凭借自己的大脑和双手为自己开辟生活之路、拨亮生活之光。

当今，我们作为生活、思想和哲学的主体，不仅一般地处在社会生活的大发展时期，而且特殊地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商品社会的转型时期，处在中国进入世界和世界接纳中国的全球一体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的生存方式整个地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既涉及靠“什么”生存，又涉及“怎样”生存。相应地，作为生存方式一个组成部分的思想方式也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表现为思想“什么”和“怎样”思想这两个方面。从历史上看，思想的大净化之时，正是社会的大变革之日；而思想的大净化，既是内容的大清理，又是坐标的大调整。而哲学观念的变革和哲学形态的更新，就是思想“什么”和“怎样”思想这两方面变化之最高表现。以此观之，我们的哲学在当今所应当致力的，正是对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思想“什么”和“怎样”思想这两个变化着的方面的透视与把握，正是对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靠“什么”生存和“怎样”生存这两个变化着的方面的观照、洞悉与指导。我们的哲学尽管为此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相比，还是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原有哲学的清理和调整工作远未完成，某些过时的哲学思想仍然滞留在人们头脑中，抱残守缺、画地为牢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及其思想的内在精神实质还有相当大的疏离，所以，我们的哲学并未成为“思想中的时代”，并未确立起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观念和新形态。笔者认为，这是哲学在今天受到冷遇的根本原因之一。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无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尽快地走出传统的哲学模式，面向越来越主体化、大众化、多元化因而越来越赋有个体性、情理性、随机性的社会生活、社会思想、“不耻下问”、“不拘一格”、“博采众长”、“融汇贯通”、“蒸馏提炼”，酿造出各色各类的哲学思想，使哲学的思想性来一个大提升，则是我们的哲学在当前这个阶段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的。

哲学固然是黄昏才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但也是黎明报晓的高卢雄鸡。在伟大而雄浑的世纪之交，哲学的孤独沉潜、默然深思，正意味着它的大智慧、预示着它的大作为。能为天下先者，也能为天下后；而只有为天下后者，才能为天下先。这大概就是哲学的命运吧？！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