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杰】“全面发展的萌芽”： 培根思想管窥
一
关于培根, 在我国学界比较重视马克思关于“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的论述(《马恩全集》第2 卷, 第163 页) , 如同我国普通人更注意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那样, 而对于马克思的另一个关于培根思想的看法: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 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 (同上) , 则重视得不够,这从已出的论文、著述中可见一斑。尤其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学界特别是在中国思想史界及某些搞中西比较的同志那里, 连篇累牍地发表论文, 以半考据、半比较的方式, 证明或解说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并非新见, 它在培根千年前的汉代学者王充的《论衡》一书中就已经出现过, 这就是“知为力”。于是乎, 人们把“知识就是力量”的“优先权”判给了王充,有学者说王充是“中国的培根”; 还有的学者觉得这很不够, 认为正确的提法应为“培根是英国的王充”。现在看来, 这里隐含着某种误解, 起码不了解二者因时代的差异存在的不可比性, 同时, 也可说对培根思想中“全面发展的萌芽”不甚了了。关于这一问题, 本文不想深谈, 因为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也变化甚大。如马克思所说: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 几何学被宣告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 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 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 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同上, 第164 页)
问题在于, 尽管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 甚至片面到了“人是机器”(拉美特利语) 那样的程度(培根那里本有类似说法, 如“心灵……这事还要做得像机器所做的一样”[第2 页]) , 但作为原生态的“全面发展的萌芽”的培根思想, 并未泯灭, 至今还被许多人各取所需, 而使这种“萌芽”的生命力得以呈现。例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著名解释学家伽达默尔, 就是明证。
伽达默尔对培根的“试验方法”不屑一顾, 但对其方法的精神却十分赞赏。他说: “(培根) 的真正成就其实在于, 他广泛地研究了支配人的精神并使人的精神脱离事物真知识的成见, 而且因此使精神进行了一场方法论上的自我纯化, 而这种精神自我纯化与其说是方法,毋宁说是训练(disciplina) 。”(1992 年a , 第448 页)
与伽达默尔不同, 波普尔认为, 培根等的“乐观主义认识论不可能是真的”, 但却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激起许多好的观念的一个实例。”(第11 页) 而波普尔自己承认, 他就是受惠的一个。他说: “两种方法, 一个是: ‘仔细琢磨打开的大自然一书, 导致知识或认识……’, 另一个是‘心灵的偏见, 它不适当地预先判断也许还是错误地判断大自然’, 导致…… [意见] 或纯粹猜测, 导致误读大自然之书。这后一种方法为培根所拒绝, 实际上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就解释这词的现代意义而言) 。它就是猜想或假说的方法。(顺便提一下, 我正好是这种方法的一个虔诚倡导者) 。”(第20 页)
波普尔在这里把培根的“负”方法归结为现代“解释学”, 那么在限定的意义上, 它就间接地说明了培根为什么受到伽达默尔的欣赏的理由所在。不过, 波普尔的“科学解释”与伽达默尔的并不一样。例如, 伽达默尔在挖掘黑格尔哲学为何能开拓深度时, 明确指出这是因为他回到母语的根上——可突破18 世纪形而上学僵死和武断的语言的限制, 从而得出一个结论: “自然语言乃是哲学思想和口头语言的基础, 是概念的根源” (1992 年b , “英译者导言”第2 页) 。伽氏的方法, 指向的是由未知达到“知”, 而波氏则相反, “科学的解释是把已知还原为未知”,“解释总是把假说逻辑还原为其它普遍程度更高的假说”。(第89 页)
尽管是不同的“解释”——“六经注我式”的“解释”, 但是在肯定培根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殊途同归的。伽氏指出: “培根……学说的最主要意义就在于使我们有可能遵照方法来使用理性。”(1992 年a , 第448 页) 而波普尔却以罕见的称赞口吻说: “ (培根) 这种虚妄的认识论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理智和道德革命的主要激发力量……它成为英国新教徒的良心, 个人主义和新的人类尊严观的基础; 成为普遍教育的要求和向往自由社会的新梦想的基础。”(第11 页) 更引人深思的是, 作为扬弃“独断”和“怀疑”的著名哲学家康德, 早于这两人一个多世纪, 就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卷首引用了培根《伟大的复兴》中的一大段话(这里只引几句) : “ ……希望人们满怀善良的愿望参与此事, 并且在自己的脑子里和想象中, 不是把我们的复兴想象为某种无限的、超人的能力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复兴乃是无限谬妄的真正终结和界限”。
康德、伽达默尔、波普尔为什么如此垂青培根?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思想中包孕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下面, 我们勾玄提要地谈一下这个问题。
二
培根说: “上帝这位法式的赋予者当然是从一开头思辨就直接具有对于法式的正面认识的; 天使们和其他智慧者或许也是这样。但这无疑是人所不能办到的; 对于人, 只能认可他开头从反面的东西出发, 在排除工作做尽以后, 最终才达到正面的东西。” (第144 - 145 页)又说: “因此, 我们必须对性质作一个完全的分解和分剖, 可不是用火来做, 而是用心来做,心正可以说是一种神圣的火”。(同上) 他批评“所取作思辨对象和探究对象的乃是事物‘所从以’产生的一些静的原理, 而不是事物‘所借以’产生的一些动的原理。前者只归趋于谈论, 后者才是归趋于事功的”。(第40 - 41 页) 所谓“神圣的火” (心) , 所谓区别于“静”的“动”,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 “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马恩全集》第2 卷, 第163 页) 。正是这种不脱离感性的理性, 或者说渗透于理性中的感性, 使培根的哲学思想具有了“全面发展的萌芽”。
一方面,“要推展自然哲学的界限俾把各个特定学科包收进来”, 另一方面, “也要把各个特定科学带回到自然哲学上去”, 这样,“才使知识的枝叶不致从它的根干劈开和切断。没有这一点, 进步的希望也是不会很好的”。(培根, 第83 页) “这个哲学才应被尊重为科学的伟大的母亲。” (同上, 第56 页) 马克思曾指出: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 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 这将是一门科学”。(第85 页) 这当然是对培根说法的一种提升和高层次上的概括: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和真正的科学。”(马克思, 第84 页)
培根正是沿着同样方法在做一种初级的工作。例如, 要建立一种“心理学”, 为自然哲学做主观准备。这种“心理学”先要打扫和铲除心的地面, 廓清某些旧见解的强烈成见, 然后才能把自己的心摆到一个正确方位上, 获得一些健全和真确的看法; 前者是“破坏”, 后者乃“建设”。这是第一步,“服从自然”: “他所能做、所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的那样多”。(培根, 第7 页)
第二步, 建立正确方法,“支配自然”: 建立一个“世界的真实模型”(同上, 第98 页) ,写出反映真实的自然和试验的历史, 按秩序列出“发现表” (相关的“歧异表”、“比较表”等) ,“使用归纳法, 真正的合格的归纳法, 这才是解释自然的钥匙”。(同上, 第117 - 118页) 这种归纳法不是枚举法那种粗陋的方法, 而是柏拉图讨论理念和定义的那种归纳法——“必须以正当的排拒法和排除法来分析自然, 有了足够数量的反面事例, 然后再得出根据正面事例的结论。”(同上, 第82 页) 这样一种方法, 可以极大地排除“偶然和机遇”, 加快我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这些秘密迟早亦要同其他已经现出的东西一样自行现露出来; 不过若是使用我们现在所论的方法, 我们就能迅速地、痛快地, 同时一齐地把它们引现出来和提前促成”。(同上, 第85 页)
上述, 就是培根的目的: “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 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同上, 第8 页) 。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工作中的潜在发展素质, 意识到将有继来者一同参与, 所以他大声疾呼: “如果另外有人不满足于停留在和仅仅使用那已经发现的知识, 而渴欲进一步有所钻掘; 渴欲不是在辩论中征服论敌而是在行动中征服自然; 渴欲寻求不是那美妙的、或然的揣测而是准确的、可以论证的知识, 那么, 我就要邀请他们全体都作为知识的真正儿子和我联合起来(黑体为笔者所标——引注) , 使我们经过罪人所踏到的自然的外院, 最后还能找到一条道路来进入它的内室”(同上, 第5 页) 。
这样来看, 培根为康德、波普尔、伽达默尔所赞赏就并不偶然。其实, 他的思想还包含着其他许多发展的空间向度……
三
培根之所以能给出一个“全面发展的萌芽”这样的体系, 只描述其体系的包孕性质还是不够的。虽然, 这能说明问题, 说明其“全面发展的萌芽”的样态, 但不能进一步洞悉“所44然”后面的“所以然”, 即“结果”“何以可能”的问题。何以可能? 下面拟从几个方面简略说明。
顾名思义, 培根的《新工具》书名就表示了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希腊强调思辨的不同: 把以前的认识、论证放逐到“旧”的领域之中, 而要推出一种“新”的“工具”和“方法”。不过, 这并非全盘抛弃希腊传统, 而是抛弃在他看来是应当抛弃的并产生负面效果的还起作用的“三段式”之类的东西。与此相对应, 他欣赏较古的希腊人那“非论道”式的“投身于真理的审究”, 惋惜这些东西“在时间进程中被那些有较多东西来投合流俗能力和嗜好的琐屑之辈所掩蔽”。(培根, 第49 页) 他认为, 这些人采取的对一切事物都敢擅自论断的一个极端和对任何事物都不敢希望了解的另一个极端的折衷立场, 是“较好的”。(同上,第1 页) 因此, 他不同意“旧工具”给出的知识, 但不拒绝别人和社会的接受和流传; 他提倡“新工具”启蒙的创造、发明, 但不强制他人信奉和执行: “就让知识中有双流两派吧(这会是对二者都有好处的) ; 同样, 也让哲学家中有两族或两支吧——二者不是敌对或相反的, 而是借相互服务而结合在一起的。简言之, 有一种培养知识的方法, 另有一种发明知识的方法, 我们就听其并存吧”(同上, 第4 页) 。正是这种巨大的敞开的胸怀和对自己方法的自信, 孕育了“全面发展的萌芽”, 给相反学派留下了发展空间。
培根仔细谨慎地分析了希腊人“论道式”的偏失原因, 认为这里有“传统的”作用, 同时也指出与其处于历史早期无域外知识比较或者溺于迷信或把“道德问题的话语移到知识问题上”相关。(同上, 第55 页) 在道德和知识发现的关系上, 培根认为后者高于前者, “因为发现之利可被及整个人类, 而民事之功则仅及于个别地方; 后者持续不过几代, 而前者则永垂千秋”。(同上, 第102 页) 他盛赞印刷、火药和磁石的“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同上, 第103 页) 。道德如果作为高于科学的“成见”支配了人们的头脑必定会损害科学的发展, 不能因为太阳照耀污沟, 太阳就被污染了: “凡值得存在的东西就值得知道, 因此知识乃是存在的表象; 而卑贱事物和华贵事物则同样存在。并且, 正如某些腐烂的质体——例如麝鹿和香猫——有时会产生最甜的香味, 同样, 从卑贱可鄙的事例中有时也会发出最好的光亮和消息”。(同上, 第93 页) ——不难看出, 作为后来的“科学主义”、“为科学而科学”的派别思潮的先声, 已经呼之欲出了。另一方面, 作为这种“浪漫主义”对立面的“感伤主义”, 如海德格尔的“诗意地 居”, 又作为反对派应运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 培根发现了科学的客观必然趋向与历史的主观意向之间的悖论, 以及耕耘科学和酬报科学两事的不相称甚至抵触的悖论: 前者“如矿穴一样, 从四面八方听到新事功和新进步的喧声……在实践上做的却并非这样” (同上, 第71 页) , 后者如“人们在科学园地中的努力和劳动得不到报酬” (同上) 。这实际上已经触及了科学进步与社会公正的矛盾, 以及给人类及个体带来的影响。它已经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围, 成为后来某些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溢出作为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全面发展的萌芽”的部分。作为克服、解决之道, 培根更注重科学的客观必然趋向: “在我们这时代, 当物质的地球的方域——就是说, 大地、海洋以及星宿等方域——业经大开和敞启, 而我们智力的地球仍自封于旧日一些发现的狭窄界限之内, 那实在是很可羞的了” (同上, 第62 页) 。但“这可羞的”能通过科学之光的照耀而消失, 抑或是通过限制权力、改善管理等途径而减弱吗? 看来很难, 于是培根只好用“真理是时间之女”来替换“真理是权威之女”作自我安慰。(同上)其实, 在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上, 还不可能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它部分地由“为科学而科学”嫁接于“人生价值取向”的“献身定向的框架”所缓解, 如科学史之父萨顿所说的那样“只务耕耘, 不问收获”(第159 页) , 但维特根斯坦说, 这是误用语言, 认为生命之谜是不可言说的: “对不可言说的, 就应当保持沉默”。看来, 这一悖论将长期争论下去。
总之, 培根思想中“全面发展的萌芽”是说不胜说的, 我们也无须详尽无遗地再展开叙说。只是想重提一下这个问题, 引起同仁重视而已, 因为这里确还有大量工作(如语言学问题) 可做。当然, 培根思想本身也有巨大缺欠。例如, 他曾用“新的归纳法”斥责“延年益寿”的“欺骗”, 但晚年却用“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首先达到延年益寿, 某种程度的返老还童”, 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恩格斯认为他的失误盖在于蔑视了“辩证法”: “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马恩选集》第3 卷, 第482 页) 因此, 我们在汲取培根“全面发展的萌芽”时, 也要谨慎辨别其中本有局限和误入歧途的因素。
【参考文献】
波普尔, 1986 年:《猜想与反驳》,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伽达默尔, 1992 年a : 《真理与方法》,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b :《伽达默尔论黑格尔》, 光明日报出版社。
马克思, 1985 年:《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57 年,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72 年, 人民出版社。
培根, 1984 年:《新工具》, 商务印书馆。
萨顿, 1987 年:《科学的生命》, 商务印书馆。
（原载《哲学研究》2001 年第8 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