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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洁华】对认识论中女性主义视角的进一步反思

本文以“进一步的反思”作为标题,因为它是对笔者先前一个研究课题“西方认识论中的‘客观性’观念所蕴涵的性别意义”的反思,同时也是进一步的论述。该研究建立在以下这些结论之上:(1)知识的哲学研究,即认识论,对我们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非常重要。(2)最近几年,女性主义者指出由社会文化建构的关于科学和知识的叙述,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二分之上,它们将妇女排除在知识的主体之外。这些二分,主要是将女性与被动性和自然相联系,对立于男性与积极主动的相联系,后者被看作是知识的理性主体和当代文化的主导者。研究将会运用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主要批评观点。本文是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同时也是对认识论中的女性主义视角的一个补充性研究。

对传统西方认识论的批评:主要反对意见和论点

知识包括四个主要领域:(1)作为表述的知识;(2)知识的中立性;(3)理性;(4)客观性。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指出这些领域隐含着性别含义,并且提出她们的相关观察、批评和意见。这里我想首先讨论一下西方认识论中这个古老的观念:作为表述的知识。

()作为表述的知识

西方认识论的一个主要信条是“表象论”,将知识理解为个体表述他们的环境的方式。根据这种观点,当我们思考知识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想到一个由因果关系连接的物的世界,而个体则努力去认识这些因果关系。因此,研究心灵的哲学家就会研究心灵的表述(再现),而认识论学者则致力于探索表述得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被合法地当作知识。知识被理解为一个个体所拥有的心灵表述(再现)。通常人们认为在认识论中,对个体认识者的关注是笛卡儿传统的一个遗产。像洛克和笛卡儿这样的哲学家将个体看作是是独立自治的自我,可以通过运用自己的意志力,控制一些相关因素而获得知识①。女性主义者对这个基本的知识观念所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是:我们对知识的思考并非只是从表述出发的;知识本身已经被赋予许多人类的价值观念;知识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实际的知识产生于社会实践;理论知识应当被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实际知识。在下面对知识的中立性的批评中,我将详细论述这一点。

()知识的中立性

最近几年,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知识中立(也称为“价值中立”)要么是根本不可能达到,要么是并不值得的愿望。在她们看来,价值中立的吸引力只有在我们将知识纯粹看作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其中没有任何意义和人的表述时才存在②。拿科学的例子来说,美国的桑德拉· 哈丁(Sandra Harding)批评传统的科学方法观念缺乏自省性。她认为文化议程和假设是科学的总体假设和辅助假说的一部分,它们被用作证据来支持或反对某个科学理论③。法国学者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质疑科学领域,也是质询科学的主体和它在话语和发现中的心理和性别。科学语言只是隐藏在假装的中立性之后——而事实上,它是有性别(男性)的存在的产物。其非个人化的发展掩盖了这个事实:科学的主体是有性别的——是男性的。科学是语言中存在一种可能的言说立场的一个特别极端的表现,实际上这个立场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是男性的④。

对于这一点,我将借用尤尔根·哈贝马斯对早期实证主义的意图的解读,来支持女性主义对知识中立的批评。虽然女性主义者持有不同的政治和哲学观念,然而她们都批判性地借鉴哈贝马斯的观点,后者为她们反思权利、常规和主体提供许多帮助。在《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只要知识被认为是等同于现代科学,科学就不能再被纳入先验知识领域的范围。科学的信念由实证精神的实现而证明,它暗示着人类的政治、道德与智力的发展,绝对与它的物质进步分不开。人对自然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他获取的,关于无生命现象的规律的知识。在哈贝马斯看来,孔德的科学哲学可以被归约为方法论规则或“实证精神”,它与保证科学客观性的程序相关⑤。

什么是“实证精神”?哈贝马斯说孔德使用“实证”这个术语来指涉下列这些事物:实际的,区分于仅仅是想像的存在(reel-chimerique);确定的,区分于未定的(certitude-l'indecision);准确的,区分于模糊的(le précis-le vague);有用的,区分于无益的(l'utile-l'oiseux);相对的有效性,区分于绝对的(le relative-l'absolu)⑥。因此涉及到以下几个原则:(1)实证主义采取了经验主义学派的基本原则:所有的知识都必须通过系统观察的感觉确定性来证明自己,只有感知才能提供关于现实的证据,感官经验是通往事实领域的必经之道,经验科学是对现实作出陈述的科学。(2)方法的确定性与感官的确定性一样重要。科学的对象是众多的事实,它们在原则上是无限的,永远不可能从总体上把握。它必须建立在研究者的系统研究程序之上。(3)惟一可以获得知识的精确性的是普遍命题的分析性关联,和这些理论的观察报告之间的逻辑联系。(4)科学使得技术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成为可能,因为知识的内在价值与它的实际应用都很重要。

我们被提醒注意实证主义的科学思考观念,是与我们的组织和处境相关的⑦。正是由于文化情境和人文主义信念,形而上学的本质才被宣告为不真实;通过将可决定的问题限制于对事实的解释,实证主义将形而上学问题排除在它的话语之外。哈贝马斯引用孔德的话,说形而上学被认为是“不可讨论的”,实证主义只有通过形而上学的概念才能把自己解释清楚。因此知识被等同为科学知识,研究对象由研究方法来决定。反思知识的意义的道路被堵死了,客观主义成为了基础。哈贝马斯将科学客观主义视作知识的垄断,因为它将通向真实的途径限制在科学领域——即通过客观化现实建立的科学参照体系⑧。对于孔德来说,宗教可以被宽容,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实用的社会功能。

()理性与男性

女性主义学者支持这个主张:所谓具有普遍性的传统的知识主体,以及关于普遍的人类理想的论述,实际上是男性的。女性主义者用有趣的比喻展开论述,它们在日常语言中更具现实意义:

首先,她们介绍了伊夫林·凯勒(Evelyn Keller)所描述的发展心理学。为了达到情感与认知的成熟,孩童需要培养一种与他们的环境相区分的自我认识。也就是说,他们需要获得个人自治。在我们的社会中,常常是由妇女来照顾孩子,因此孩子们发展自己的自治性首先是通过与母亲分离。这种分离在男孩身上更为剧烈,因为男孩不仅要将自己确立为一个不同于母亲的个体,而且要将自己确立为一个不同的性别⑨。男孩经历了一个双重的分裂,有更强烈的分离的需要。他们需要用分离来建构现实——外在于自己的现实。男孩获得了一种客体化、区分主体与客体、了解自己的环境、满足自己的需要的能力。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因此将笛卡儿的作品读解为“心理文化故事”,将现代世界的诞生追溯到中世纪的母体世界。这个诞生的特征是“一种分离的焦虑”⑩。

在对人的受精的研究中,科学家可能受到一些关于男性主动和女性被动的比喻的引导。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妇女一直被认为是被动的,男人是主动的。这些比喻引导了生物学上的假设。卵子被理解为是被动的,精子是主动的。传统对授精过程的描述集中于精子的活动:成千上万的精子丧生于不友好的女性生殖道中,但有些精子挤进了输卵管,最后有一个进入卵子使之受精。在这个故事中,卵子什么也没做只是等着被进入,而精子则被看作是一支侵略军。因此,关于男性与女性的恰当行为的观念也被引入关于受精的生物学中。只是在最近的时代,生物学家才开始假设是卵子抓住了精子,而不仅仅是被进攻。女性生殖器官的分泌物在这个过程中好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从1895年起关于这一现象的一些证据就已经出现了,但它们大多遭到了忽视。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可能性之所以没有得到探索,可能是因为它不符合关于女性被动的先入之见(11)

在《自然的死亡》一书中,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指出17世纪的新科学引入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念:将自然看作一个无生命的、被动的机器,而非积极的、有生命的有机体。她认为这种机械观念正是对自然采取开发利用态度的根源,它导致了当代的生态灾难。同时我们也应当记住长期以来妇女一直被等同于自然(12)。当讨论到身体的问题的时候,人类理性的男性维度更成问题。

问题主要在于关于理性的理论,助长了我们逃离自己的身体的幻想。它将理性的特征与身体的特征对立:理性是恒定的、不受历史的影响;而身体属于变化的领域(13)。这一身心二分的原因,在于笛卡儿的二元论和由康德所进一步发展的关于自治的理性的观念。于是,虽然身体是有性别区分的,但理性却被看作是与性别差异无关——它的自治和独立是属于男性的特征。吉纳维夫·劳埃德(Genevieve Lloyd)指出在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中,柏拉图将理性知识看作是对物质的超越,而物质则被理解为是女性的。超越包括超越物质与身体,因此理性成为一个分裂的能力;它预设了低级的本能部分与高级的认知部分的冲突——而女性,如果不是被排除在理性之外,就是由它的低级功能所控制(14)

劳埃德也为西方哲学中的理性的性别维度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叙述。她注意到在笛卡儿之前,理性包括了人的所有思考,但在他之后,理性变成只与一种特殊的思考相关,即有序的抽象思考。激情与本能被看作是非理性的,外在于理性的而非理性的一部分。自从笛卡儿提倡理性与身体的完全分离之后,女性一直被认为与物质相关,或逐渐变成与外在于理性的事物相关(15)。在笛卡儿之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将理性知识看作权利和控制(16)。如培根所说,知识要求控制自然和物质,这两者都被看作是女性的。在培根之后,卢梭是最早宣称女子的理想人格与男子的理想人格不同的哲学家之一,男人应当努力成为好的市民,而女人应当成为好的个人(17)。这一理性观念将理性看作是超越女性的,但是将女性思维看作是一种补充理性的智力。因此,如劳埃德所总结的,理性的历史不仅“排除了女性,而且通过排除,建构出女性特质”,女性被看作一种不应追求理性的存在者,正如女性被看作是有缺陷的男性一样(18)

()关于客观性的观念

对将客观性看作是价值中立的传统观念的批评,也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特征。如伊夫林·凯勒(Evelyn Keller)在她有影响力的著作《反思性别与科学》中所指出的,求知的主体与被知的客体之间的决然分裂正好与自治主体独立于其认识对象——外在现实相对应。因此,认知或知识暗示着这个完全的分裂。凯勒认为关于控制与不受控制这个问题,正要求着这种分裂,并通过“心理上将外在权威同化于自主性中”,转化为一种对控制和支配的过度关注(19),于是得出了这个客观性概念。客观性要求控制(20)。当求知的主体与被知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变成控制与支配的时候,客观性便产生了。许多女性主义者持有完全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拒斥任何关于现实独立的观念,并将知识归约为权力。根据这种观念,在独立自治的主体与外在客体决然分裂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关于知识和客观性的讨论,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饰,目的是争夺权力(21)。在了解了这些批评意见之后,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所建议的,一些不同的认识论观点和相关概念。

女性主义对于知识构成和认识论的建议

从以上批评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会主张知识的社会性。她们解释了社会与政治因素是如何影响着知识的。无论她们对这些因素的论述有多么的不同,女性主义者皆拒斥传统分析认识论的一些方面,认为它只关注个体,而且它的个体是从社会限制中所抽象出来的概念。这两大阵营间的差异可归纳为三种(22)(1)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关注社会实践;而分析认识论则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暗中接受的知识模式,是独立自治的主体获得表述性的知识。(2)女性主义者从事的是新的研究,研究指出分析哲学所运用的主体是从社会因素中抽象出来的个体。(3)女性主义者力图构建一种可以帮助理解和指导智力探索的认识论,主流的分析认识论对这种探索仍然漠不关心。

最近几年,女性主义哲学家例如苏珊·博尔多和伊丽莎白·波特(Elizabeth Potter),科学史家如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人类学家如莎伦·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科学家如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开创了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这个新方法的目标是揭示社会实践对于科学活动的影响。这个方法也意图开发新的途径,来理解科学是如何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在更广阔的文化环境中获得意义的。

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些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的重点和出发点是各不相同的。桑德拉·哈定(Sandra Harding)归纳了女性主义对有关政治与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关系的三种可能的立场,即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23)。本论文将讨论前面两种立场,因为我先前的研究已经对第三种作了详细论述。

()女性主义经验论(Feminist Empiricism)

有两种女性主义经验论,即情境化经验论和自然化经验论,分别由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和林恩·尼尔森(Lynn Nelson)提出。朗基诺和尼尔森意识到任何知识理论都必须考虑它的社会维度,而科学的这个方面一直被旧式的经验论所忽视——因为它信奉个人主义。

女性主义经验论,作为一种新型的经验论,至少认同下列两个论点:(1)理论为观察提供必需的概念;(2)总是不只有一种理论符合所获得的经验证据。客观性的概念可以突现这两种经验论之间的差异。作为一个情境化经验论者,朗基诺指出这个事实:用来证明理论的证据并非“原始”数据,而是受到理论视角塑造的经验。我们只有在将科学看作是由不同社会群体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时候,才可能希望将价值观对科学的影响最小化,即去除科学中的所有社会价值观念。这听上去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仍可以作为科学的一个理想。朗基诺所理解的客观性是——让科学将所有视角都包括进来,因为它们有可能去掉彼此的主观偏见。对她而言,客观性是“尽最大可能最小化主观偏好”,无论这主观偏好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24)

尼尔森,作为一个自然化的经验论者,拒斥传统认识论的两个重要原则:逻辑命题和数学命题恒为真;观察证明命题。她指出科学并非独立于常识观念和理论,科学的客观性不会因为价值观本身可以被评价而受到损害。尼尔森将客观性不是看作“尽最大可能最小化主观偏好”,而是一个对价值观的批判性的自我反思,目的是理解那些更可靠的价值观(25)。女性主义经验论的优点主要是实用;它们之所以在哲学中获得一席之地,正是因为它们有能力与主流科学和哲学继续对话。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立场认识论据说是最流行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它的主要论点是女性主义者与妇女具有一个独特的观察现实的视角,不同于男性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视角。一些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学者,主要有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希拉里·罗斯(Hilary Rose)和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明确地将她们的理论建构于马克思主义之上。她们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以此为基础宣称妇女与女性主义者具有独特的视角。她们的主要论点包括:(1)妇女的劳动和生活在结构上不同于男人的劳动和生活(哈索克)(26)(2)承认情感参与在知识获取的过程中起着中心作用,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这个观点反对传统科学的抽象和非个性化特征(罗斯)(27)(3)妇女的经验是一个经验和经验的社会表达之间的断裂。妇女的经验在目前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双重性:既是边缘的也是中心的。妇女的位置之所以是中心,是因为她们的工作维持着目前的父权制体制,同时她们的工作还是隐蔽不可见的、不被视为工作。妇女之所以处于边缘,是因为她们在体制中没有占据一个有权力的位置。正因为她们担当着这个双重的社会角色,所以妇女的经验比男人的经验更准确地反映着现实。因为妇女对男人不可见的事物有直接的和具体的体验,所以她们感觉到这个断裂:世界对她们所展现的样态与主流观点对它们的表述之间存在断裂。从她们自身的经历出发,妇女可以揭露社会现实中这些从其他立场所看不见的方面(史密斯)(28)

我们应当注意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并不是说女性的经验有什么特殊的内容,而是主张女性具有一种与男性不同的经验方式,或更确切地说,不同的认知风格。这是由于女性独特的存在于世的方式,或如哈索克所说,一种“感觉自己与世界相连的女性感觉”(29),这个新的认识论要求一种“女性的认知风格”。那是什么呢?这种风格在实证主义意义上被描述为艺术的、敏感的、整体的、深入的、主体间的、同感的、联想式的、表达情感的、开放的、个人化的、审美的和善于接受的(30)

()客观性与真理(On Objectivity and Truth)

大多数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也有真理或具体普遍性的诉求,只是她们相信我们只有在采取“整体性的途径来理解知识”时,才能获得这种普遍性。它意味着经验的主体和客体,都从他们相互关联的情境经验中,参与到这个建构人类知识的过程中来(31)。而且,每个人都必须被邀请来参加这个经验的客体化过程,以便具体经验的多样性得到考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认识论仍然将经验看作是重要的基础,只不过前提条件是承认经验的视角性、片面性,且允许更改。为了结合女性主义经验论和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观点,我们承认不只有一种视角具有合法性,同时不会宣称所有视角是没有区分的,或都是一样的有效。

这样一来,“客观性”这个概念必须被赋予新的意义。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立场非常明确:“女性主义客观性简单地说就是指情境中的知识。”对她而言,“政治和伦理学,便是关于什么才可以被算作是理性知识的斗争和争论的基础”(32)。她著名的言论包括:“科学实践可以被看作……一种叙述自然史的艺术——受规则支配、受限制、随历史发展而变更。”(33)“来自于我的光学器件的光线折射不等同于反射光线。这些折射的光线,构成了干扰模式,而不是反射形象。”(34)“表述(再现)取决于占有一个被动的源泉,即沉默的客体……世界正是迷失在表述(再现)与科学客观性学说中的事物。”(35)

海伦·朗基诺宣称“科学的客观性是由研究的社会性所保证的”。朗基诺并非倡导一个关于客观性的本体论观念——她将它定义为“让我们的观念被事实或一些公正的、非任意性标准决定”,她将客观性归于研究的方法。这个研究关注“它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以无偏见、无成见的方式评估假说和理论的方法”。这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群体运用科学的方法,那么主体间的批评将会使得科学的客观性成为可能,因为价值观的影响可以通过主体间的批评而被消除(36)。桑德拉·哈定也相信客观性是认识论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概念。她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更有力的客观性概念:我们考虑所有理论可以获得的证据,不拒绝承认价值观对科学探索的影响(37)

()身体知识(Bodily Knowledge)

对于新的发展——关于身体知识的提议,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提一下。伊利格瑞承认“思维活动的身体根源”是另一种思考知识和进一步进行讨论与批评的思路。其他女性主义者也认为在讨论知识的时候,应该重视关于身体的观念。所需要做的工作是讨论性别问题,并将它与有性别差异的身体联系起来。在她们看来,身体被赋予了权力和快乐,而且因为身体是有性别差异的,所以它的一些权力和快乐也是有性别差异的。大脑并不与身体分离,而是时时意识到身体的存在,并对它的权力和快乐作出解释。

进一步的反思:问题、困难与批评——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否可能?

根据我的经验,无论什么时候提到女性主义认识论,分析哲学和科学总会提出一些疑惑和反对,这些反对主要基于以下态度:(1)分析哲学家不愿意从实践的角度来考虑正当性。对他们而言,主流认识论并不关心具体实践活动如何在既定环境中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方法被看作是不言自明的,仅仅是知识的简单范例。(2)科学哲学家明确区分与理论发现相关的因素,以及与证明理论正确相关的因素。证明的情境,而非“发现的情境”,才是重要的。对于科学哲学家而言,一个声明仅仅在我们可以通过经验来证明的时候才是科学的。这些哲学家认为科学家应当追求科学的方法,避免任何非科学因素的影响。(3)应当从科学中除去任何主观的影响,因为价值观的任何影响都会产生坏的结果。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态度实际上暗示了一种价值观——实际的知识次于理论知识。还有一点也被指出:从历史上而言这个价值观被用来贬抑由女性生产的知识——后者具有高度的实践性(38)。针对女性主义立场论,有一些敏感的和批评性的反应,其论点如下:(1)思维方法上存在性别差异是毫无疑问的,男性具有理性——“一种高度抽象的思维模式”,而女性则运用情感和实际的思维——或是经验上正确,或是政治上有用(39)(2)她们的知识理论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女性本质或本性,这是有争议的。例如哈丁就指出立场认识论似乎有虚假的本质主义和普遍化之嫌疑(40)(3)宣称女性特有一种独特的认知风格或经验模式,是有问题的。这似乎是预设了女性具有本质的特征,而且忽视了女性之间许多重要的差异。(4)过于强调女性之间的差异也是有问题的。这个态度易于在女性之中创造神秘的“她者”,因此陷入各种普遍化或“陈词滥调”之中,例如,说所有的黑人都很贫穷,所有阿富汗妇女都是受害者。此外,对于差异的强调会导致这个主张:人们只能代表自己的群体讲话。

以女性经验为基础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会遇到以下这些更为基本的批评(41):将女性经验看作是一种经验形式的观念是否属于正统的经验主义传统,即实证科学的根源;当我们开始思考具体的文化、国家、经济和政治环境时——它们塑造着世界中的女性的生活,我们怀疑新的认识论是否可以建立在这个难以把握的、多样的经验概念之上。

女性经验的多样性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例如,从一个西方女子的立场来说,“她者”妇女的经验,除了这些妇女自己可以明白之外,这些来自于不同的文化或种族或会被否认(被归属于自己的经验之下)又或会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换句话说,将“她者”妇女对象化、剥夺“她者”妇女的声音或为她们建构新的主体性的事情总会发生,只要存在着对权力的欲望。因此,女性的立场不应该看作是中立的,因为其中也涉及不同的自我的利益。

那么,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是否可能呢?有人建议有效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应该承认妇女的经验并非具有特殊的或不可变更的本质。这个经验只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具有历史特殊性,而且可以改变。女性主义者的任务是确定这些活动在什么条件下变成了有性别差异的,并努力把握女人和男人所共有的人性。关于自由的观念,也应该成为女性主义视角的基础。将女性简化为她们的经验的时候,就是否认她们具有意志力和改变的能力(42)

桑德拉·哈定关于“客观性”的新概念,要求所有假设、文化议程和影响都变得一目了然,并承认它们的权力。她的概念所受到的批评便包括了这个事实:不同群体所运用的原则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不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确立一个规则来促使大家对如何解决冲突达成共识,而且这个规则也得能够规范自己,获得一定的客观性。但这如何实现呢?朗基诺建议:非认识论的价值观可以在理论实践的决策程序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她因为未能确立一个在实践范围内评估冲突观念和解决冲突的决策程序而受到批评(43)

米兰达·佛瑞克(Miranda Fricker)建议为了建立女性主义认识论,有些理想条件必须得到满足(44)(1)自我一致。关于自我一致的理想与方法论要有开放性的结合。(2)连贯性。观念得受到现实和理性的程序的限制。(3)整体论。承认社会政治发展,即社会政治观、媒体数据和理论等对知识情境的影响。我们知道整体论为边缘群体提供了认识论的许可,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修正主流观点,虽然它的成功取决于政治气候或方法论的开放性。(4)事实与价值的辩证。承认事实和价值处于辩证的关系。理想的认识论应该承认一个体系内的所有信念都是在逻辑上互相依赖的,因为它们的合法性取决于它们是否与体系的其余部分保持一致。(5)对经验主义信念的现实描述。我们明白现实是我们的信念体系的支柱,因为它为我们所相信的事物提供了真实的经验上的限制。(6)自我批评的实践。

所有这些批评中的隐含的信息是:就新的认识论而言,女性主义认识论只是一种提议,而且并非是惟一的,或最理想、最佳的提议。要求女性主义和其他进步政治应当为建构认识论作贡献,既是在认识论上合法的,也是政治上必须的。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认识论是修改认识论的一种提议。事实是我们对大多数女性主义话语仍然采取“不要”而非“应该”的形式,谈论理想的形式和态度阻碍了我们获得突破。我们仍然在等待实际的改变,期待着在主流认识论和科学的有力抵制之中,女性主义者能提出更现实和更有效果的认识论。

【注释】
Tanesini, Alessandra, An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17-18.
②同上,第15页。
Harding, Sandra. Whose Science?Whose Knowledg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49.
Irigaray, Luce. "Is the subject of Science Gendered? " trans. Carol Mastrangelo Bove, Hypatia, 2(3)65-87.
Habermas, Jurgen. "Comte and MachThe Intention of Early Positivism". Knowledge & Human Interests. Cambridge (U. K. )Polity Press, 1987, 72.
⑥同上,第74页。
Cf. R. J. Bernstein, Praxis and Action,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1, 281 ff.
Harbermas, 89.
Keller, Evelyn.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88.
Bordo, Susan. The Flights to Objectivity, Essays on Cartesianism and Culture, AlbanySUNY Press, 1987, 5.
(11)Tanesini, 78.
(12)Merchant, Carolyn. The Death of Nature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HarpersRow, 1980, 132.
(13)Lovibond, Sabina.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178 (Nov. /Dec.)5-28.
(14)Lloyd, Genevieve. The Man of Reason"Male" and "Female" in Western Philosoph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4-7.
(15)同上,第41页。
(16)同上,第10页。弗朗西斯·培根,现代科学之父,运用两性来比拟科学和自然:自然是女性的,科学的任务是控制(男性的控制)作为女性的自然。用他的话来说,“让我们让心灵和自然缔结贞洁的、合法的婚姻关系……自然与她所有的子女都服从与你成为你的奴仆”(Bacon, F. "Descrip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Globe", i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 ed. Robertson, J. H. , LondonRoutledge & Sons, 1905, 506)。他建议我们“不仅要温柔地指导自然的运行;我们有权力征服和控制她, 彻底地将她制服”(Lloyd, G. "Reason, Science and the Domination of Matter" in Keller, E. F. & Longino, H. E. (ed. ), Feminism & Scienc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7-50)
(17)同上,第77页。
(18)同上,第106页。
(19)Keller, Evelyn Fox.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97 & 103.
(20)同上,第79页。
(21)Haraway, Donna.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988, 14(3)576-577.
(22)Tanesini, 21.
(23)Harding, Sandra.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24.
(24)Longino, Helen H. "Feminism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1990, 21150-152.
(25) Nelson, Lynn. Who KnowsFrom Quine to a Feminist Empiricism.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 990, 247, 308.
(26)Hartsock, Nancy. "The Feminist Standpoint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andra Harding and Merrill B. Hinitikka(eds), Discovering Reality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D. Reidel, 1983, 284.
(27)Rose, Hilary. "Hand, Brain, and HeartA Feminist Epistemology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983, 9(1): 84.
(28)Smith, Dorothy.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81.
(29)Hartsock, 295.
(30)Reinharz, Shulamit. "Experiential Analysis: A Contribution to Feminist Research", in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ed. Gloria Bowles and Renate Duelli Klein,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183.
(31)Mangena, Oshadi. "Against Fragmentation. The Need for Holism", in Lennon, Kathleen. & Whitford, Margaret. (eds). Knowing the Difference: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Epistem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278.
(32)Haraway, 1988, 581587.
(33)Haraway, Donna. Primates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9, 4.
(34)Haraway, Donna. “The Promises of Monsters: A Regenerative Politics for Inappropriate/d Others”in Grossberg, Nelson, and Treichler(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99.
(35)Haraway, 1992, 313.
(36)Longino, Helen H.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62-71.
(37)Harding, 1991, 149.
(38)Tanesini, 110-111.
(39)Lloyd, 1984, 49.
(40)Harding, 1986 & 1991.
(41)Lazreg, Marnia. "Women's Experience and Feminist Epistemology: A Critical Neo-rationalist approach", in Lennon, Kathleen & Whitford, Margaret(eds). Knowing the Difference: Feminist Perspective in Epistem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4, 49-55.
(42)Lazreg, 59.
(43)Lazreg, 89-92.
(44) Fricker, Miranda. "Knowledge As Construct: Theorizing the Role of Gender in Knowledge", in Lennon, Kathleen & Whitford, Margaret(eds), 103-106.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8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