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川】深入挖掘东方哲学遗产，加强对东方哲学的研究

回顾公元二十世纪的历史足迹和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强劲发展，可以看到，当今东方各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都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化过程中已成为主体的一部分。据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报告——《2007年全球经济全景：应对下一轮全球化浪潮》中说，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预计为9.6%，印度为8.7%，越南为8%。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将以8.7%速度增长。可以预见，随着东方诸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东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的东方哲学，也必将在未来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占有至为重要的地位，并发挥巨大的作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灿烂缤纷，在世界文化圈中自成一个系统，对周围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发生过重要影响。中国在和东方各国进行长期交流中积累了大量的哲学资料，产生了蔚为大观的众多著述。这对了解和研究古代及中世纪东方哲学的面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将中国与周边的一些国家哲学、文化的交流作一概略的阐述：

一、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的哲学思想交流

中印两国是近邻，两国宗教哲学思想的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印度宗教哲学思想对中国有过重要的影响。中国对印度佛教、古典哲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有着1800余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并且写出了为数众多的注释和研究著作。据我初步估计，现有汉译佛经，属于印度次大陆的共计1482部，约5000余卷。自后汉末年至北宋末年，即从公元二至十二世纪的一千余年间，直接参加翻译的人员中著名的有150余人，其中有历史可证，属于印度次大陆来华的僧侣、学者计71人。另外，中国还有从梵文直接翻译成或由汉转译成的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等藏经。随着印度佛教和印度其他宗教经典的翻译，印度佛教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佛教以外其它哲学派别的思想也在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印度最古老的唯物主义——顺世论（意为“流行在人民中间的哲学”）的经典已被婆罗门教僧侣销毁殆尽，但这个派别的思想和行事材料在中国翻译和撰述的62部佛经以及其它史籍中有记述。中国翻译的《金七十论》（《数论颂》及其释论），据不少学者的考证，是属于印度教数论派哲学最古老的经典之一，现已翻译成梵文。玄奘（公元约600－664年）翻译的胜论派的重要经典《胜宗十句义论》和西藏保存和翻译的《胜论无句义论》的梵本在印度都已失传。

中印思想在什么时候开始交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一般认为，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汉地以前，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和川滇边境地区就有了接触。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了很多宗派与学派，其中保持印度色彩最多的是三论宗与唯识宗。前者是宗尊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的学派，这个学派从南北朝到唐时一直很流行，并由中国传播到了朝鲜（韩）半岛[1]和日本；后者分新旧两宗。旧唯识宗是在真谛等人所译印度唯识经典影响下形成的，新唯识宗是奘传唯识的别名，是遵循玄奘所翻译的大量印度唯识典籍的思想规范形成的，盛极一时，后来也传到朝鲜半岛与日本，形成了流派。

中国的道教和印度密教的关系也很密切。道教与印度密教的世界观和修行方法极为相似。公元七世纪玄奘在印度游学时曾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两教的僧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有所交往。公元四世纪时，印度泰米尔地区的密教徒鲍嘉尔，波利帕尼等曾来中国游学。七世纪时另一个名叫殊胜的密教徒也来中国学习道教功法，这种功法印度称为“支那功”（Cinacāra）。

中国与印度佛教唯心主义思想的交流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与印度唯物主义思想的交往则很少人注意。吉藏（公元549—623年）在陈隋之际讲解三论宗学说过程中曾把儒道的“形神相接”（身体和精神的统一）和“道法自然”和“无国”等唯物主义思想和流行在印度人民中间的唯物主义思想——“顺世论”相提并论。又如唐初著名的无神论者吕才（公元600—655年）在阐述他的无神论思想时曾摄取印度胜论原子论的思想。中国近代的章太炎也曾援引印度胜论的自然观和原子论，对基督教的创世说进行了批判。印度的瑜珈哲学及其实践大概在公元五世纪传入中国，最早见于后魏二年（公元472年）译出的《方便心论》。瑜伽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汉地的禅宗、天合宗、法相宗、净土宗和藏地密宗有所影响，民间流行的武术和治疗疾病的一些著述也反映了这种影响，如南北朝时撰述的《易筋经》，唐时《备急千金要方》记录的“天竺按摩法”和宋时《云笈七忏》所述的“婆罗门导引法”等。

在近代，由于英帝国主义对印度次大陆的侵略，中印思想交流人为地割断了一个时期，但在“五四”以后，泰戈尔和甘地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中国知识界有相当影响。M·N·罗易对中国革命所特的机会主义理论和他的“激进的人道主义”在中国少数人中也有共鸣。

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思想的交流大概开始与公元五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公元460年中国著名僧人法显从印度去锡兰留学。他在撰写的《佛国记》中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介绍了现传上座部的佛教和佛学思想以及锡兰的社会、文化情况。公元506年扶南僧人僧伽婆罗（公元459—523年）在中国梁都译出小乘佛教的典藉《解脱道论》，这是南传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公元八世纪唐代开元三大士之一的金刚智（公元；671？－741年）来华时曾在狮子国滞留，狮子国僧人不空随之入唐弘法，以后不空（公元705－774年）又率弟子多人去锡兰学习密宗理论和实践，并在中国广为传播。

二、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哲学思想交流

朝鲜半岛、日本、越南都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远在两千年前或更早一些时候就与中国发生过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

公元前一世纪前后，朝鲜半岛出现了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百济于公元四世纪下半叶，新罗于七世纪中叶分别设立以中国儒学为内容的“国学”，传播儒家经典。新罗于七世纪统一三国后，历代帝王都醉心于中国文化，宣传儒学，儒学逐渐成为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并渗透于人民日常生活之中。高丽王朝开国之初，广为传播儒学，开科取士，于是儒学逐渐在民间普及。佛教传入朝鲜半岛大概在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前半。其中，最早传入高句丽在公元372年前后。当时前秦符坚曾派使及僧顺道送去佛经和佛像，以后僧人来往一直陆续不绝。据不完整统计，新罗时期来华僧人达117人，他们在华广参名山诸耆，参加道场活动，向中国僧人学习佛教经籍，有的回国后开山授徒，建立具有新罗民族特点的佛教宗派或学派，有“五教九山”之说，五教即涅槃宗、律宗、华严宗、法相宗、法性宗，“九山”指佛教禅宗的九个派别。当时朝鲜半岛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佛教理论家。元晓（公元617—？）被称为“八宗之祖”，他对佛教各种派别的理论都有评论。其《华严经疏》对中国华严宗的再建，起过重要的作用。另一位僧人圆测（公元613－696年）是唯识学“西明派”的理论奠基人，他会通新、旧唯识理论，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均有重要影响，并对藏地的佛教创派人和理论家昙旷和宗喀巴都有影响。公元九世纪由中国传出的禅宗在朝鲜半岛崛起，以后禅、教两宗分庭抗礼，持续了多个世纪。继新罗王朝的高丽王朝也大弘佛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义天（公元1055－1101年）从中国游学回国后创立了天台宗，另外，他从中国辽宋乃至日本等地搜集了4000余卷佛经，编出了目录并按目录刊行了《高丽大藏经》。后来，在辽宋时期，吴越王曾向高丽派使者用50种宝物换得了中国所佚失的很多佛教典籍，这是中国天台宗得以复苏的重要因素。

在高句丽宝藏王（公元643年）在位时，应宰相盖苏文之请，中国派人去传道教，以后连续不断，在朝鲜半岛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十四世纪李朝建立后，独尊儒术，在以后的五百年间朱子学或说性理学一直在朝鲜半岛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公元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下半叶二百年间在朝鲜兴起了实学思潮，这些思潮与中国相呼应，其核心思想是“经世致用”、“改革时弊”。它受到了中国明末清初实学家颜元、顾炎武、黄宗羲等等实学思想的影响，而且朝鲜实学派中的“北学”还引进了西方传入中国的科技思想，这在朝鲜半岛曾起过启蒙作用。

日本自公元五世纪初传入中国儒学后，公元六世纪中叶佛教也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而道教何时传入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六朝时期，东渡日本的汉人已经把道教思想和行事传入日本，在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中已明确有着儒释道融合的倾向。

在公元六世纪中叶，佛教经过朝鲜传入日本，佛教在奈良时期（710—784年）扎下根来并日益发展，出现了南都六家（三论、法相、俱舍、成实、华严及律宗）和奈良七寺。到平安时期（994——1180年），最澄和空海从中国留学回国后，分别创立了具有日本民族特性的天台宗和真言宗。

儒释道三教对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的影响是巨大的。据不少学者研究，大概在公元十三世纪，神佛融合的教义开始形成了体系，到十四世纪出现了以神道为核心，援入儒、佛、阴阳道理论为信仰基础的日本神道最重要的教派——伊势神道，在中世纪末又产生了儒释道与神道教进一步结合的吉田神道，到了近世，神儒融合的民间神道和教派神道相继产生。其中，垂加神道是以理学为主，倡导“天人合一”和大义名份的封建儒学道德。

宋明理学从公元十三世纪传入日本后一直依附于佛教，到江户时期才开始分离出来，形成了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三个学派。其中，朱子学派是官学，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些学派传承中国的宋明理学，并且和中国学者有着相当多的交往。例如古学派的奠基者荻生徂徕（公元1666-1728年）的儒学思想在1809—1837年之间传入中国，当时曾受俞樾的赞赏。阳明学的代表是中江藤树（公元1608－1648年）和大盐平八郎（公元1794—1837年），他们的哲学思想在明治维新中曾起过一定的激励作用。中国戊戌政变中的志士谭嗣同、黄遵宪也曾受到日本阳明学派思想的影响。

越南是最早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近邻。自秦始皇统治时期开始，中国儒教就开始传入越南交洲。其中重要的推行者是中国三国时期的士燮，他奠定了越南文化儒学的基础。以后中国著名的牟子从中原逃难到交洲，在越南宣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公元十世纪越南开始建立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所经的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都奉佛教为国教，但亦尊重儒教和道教，三教并行不悖。自公元十三世纪越南佛教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宗派——竹林禅派，它在国家和社会生活有着独特的影响。在十五世纪黎朝和稍后的阮朝建立后，一反以前三教并行的方针，独尊儒教，提倡尊师读经，推行程朱理学，排斥佛教。在十九世纪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以后，在儒宗学派中也现出过类似的中国康梁的维新改革派。

三、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宗教哲学思想的交流

西亚的波斯古老文化在中国也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波斯宗教哲学思想通过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在中国古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称为袄教。它在公元六世纪前就传入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在公元516—519年之间传入汉地，受到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统治者的支持，在这些小朝庭的辖地建有祠庙。公元845年唐武宗罢黩佛教和其它外来宗教的同时，袄教也受到排斥，南宋以后，袄教在中国内地活动基本停止，但民间仍有奉祀神的习惯。

摩尼教大约在公元六至七世纪由波斯传入新疆，唐代武则天时进入长安，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广德一年（公元673年）由洛阳传入漠北的回鹘地区，被定为国教，唐武宗灭佛时遭受打击，以后转入秘密活动，在五代两宋称为明教，成为多次农民起义的旗帜。摩尼教的经典——《摩尼光佛法仪略》、《摩尼教下部赞》等等在敦煌石窟中有所发现。主要宣传光明与黑暗相对立的二元论思想。

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大约始于唐初。公元651年大食国王曾遣使来华，到长安朝见唐高宗，介绍哈里发国家和伊斯兰教的情况，以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了快速的发展。宋元之际，当时在伊斯兰教哲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和苏菲派哲学在中国汉族地区特别是广州、泉州等地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新疆喀什地区建立的哈拉汗王朝有着更多的转播，这在玉素甫·哈斯所写的《福乐智慧》中可以看到。明清之际随着中国门宦的建立与伊斯兰教学的兴起，伊斯兰经院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在《古兰经》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哲学影响下，在中国出现了一批力图将伊斯兰神学与儒释道相融合的著作。其中主要的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张中的《归真总义》，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与马德新的《四典会要》等等。由于这批学者的活动，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

中国哲学与文化在东方哲学与文化中独树一帜，对世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中国哲学、文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多样化，不仅是因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力，这是无疑的，而且是与在不同历史时期善于学习和吸收其它民族优秀哲学、文化分不开的。在古代中国曾向印度、波斯学习过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在中世纪向阿拉伯学习过伊斯兰教、天文学等等，向邻邦日本、朝鲜、越南学习和交流儒、释、道的思想；在近代，向日本、西欧学习各种现代哲学、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等等，因此，中国的哲学与文化思想一直是和世界相联结的。在中国的哲学与文化思想中有着众多的外来成分，一些思想、概念、范畴，甚至理论模式都是在外国哲学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

中国在和东方各国长期交流中积累了大量东方哲学的资料，写出了为数众多、蔚为大观的研究著作和实地调查报告。这些史料都有重要的价值，对中国了解、研究古代和中世纪的东方哲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日本、朝鲜、越南、印度、尼泊尔等国也保存有一些中国散失的史料。近年来中国已整理了其中一些部分，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我深切期望，东方有关国家也能重视这一方面的发掘、整理工作，加强协作，继承和发扬东方人民共同的宝贵的哲学、文化遗产。

 

【注释】

[1]朝鲜（韩）半岛后文简称朝鲜半岛。

（来源：《东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