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盛鸿】洪秀全早期思想与基督教关系新论

一、问题的提起

近代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产生的最早、最直接、最重大的“成果”, 无疑是对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影响与作用。然而, 关于基督教对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影响与作用, 一直有着不同的解释与评价, 其中有代表性的论点有下列三种:

第一种观点。一些老一辈史学家认为, 洪秀全早就对清廷“激起反抗思想”; 1837 年他在病中经历的游览天国的“异梦”, 乃是为编造“符瑞受命”而“装疯病四十余日”; 到1843 年他读到《劝世良言》, 却并没有真正接受基督教思想, 而只是借用了西方的上帝这个洋权威, 作为他发动与组织、领导农民起义的工具。[1] (p. 94)

第二种观点。西方的一些神学家与历史学家认为, 是基督教唤起了洪秀全的反清革命思想, 所谓“上帝来到中国”。洪秀全从阅读《劝世良言》中获得了“上帝的启示”, 才创立拜上帝教与发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力图在中国建立基督教的“天堂”。

第三种观点。近年来中国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看法, 认为洪秀全早年作为一名普通农村知识分子, 热衷功名, 毫无反清革命思想; 他1843 年读到《劝世良言》, 只是成为一名“纯粹的宗教家”,“诚心诚意地作一名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 直到1847 年他第二次赴广西紫荆山区, 看到冯云山在数年间发展的约两千名农民教徒的拜上帝教热, 这才确立起反清革命思想,“人生道路发生转折——转变为反清的农民革命领袖的开始”。[2] (p. 96)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 将洪秀全说成在1837 年以前就已完全确立起反清革命志向, 并自觉编造“符瑞受命”的病梦以开展革命活动, 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为它无法解释洪在此后为何又去参加清政府的科举考试; 而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小生产者代表的洪秀全, 根本不可能有认识宗教本质与自觉地利用宗教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水平与能力。

但是, 将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产生归结于“上帝的启示”, 归结于《劝世良言》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更是站不住脚的。洪秀全作为中国农民起义的领袖, 其革命思想的产生只能首先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 是当时中国社会斗争环境的产物。而主要是倡导与宣传顺从、忍耐、博爱哲学的基督教思想, 没有也不可能给他提供什么反清革命思想。

至于认为洪秀全在1843 年阅读《劝世良言》后创立“拜上帝教”, 仅仅是成为一名“纯粹的宗教家”的观点, 同样是不能成立的。洪秀全是一位自小熟读中国经史、热衷用世、性格刚烈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人, 怎么可能仅仅因为偶然读到一本粗陋的、宣扬忍耐顺从的异国宗教的小册子, 就能一下子改变自己的全部信仰与性格, 成为一位“纯粹”的、超世脱俗的“宗教家”?更难解释, 这样一位“纯粹的宗教家”经过四年的传教活动后, 到1847 年仅仅因为看到紫荆山区约两千农民教徒的拜上帝教热, 就又一下子变成为领导农民革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的这两次所谓思想转变, 岂不都显得太突然、太缺乏思想基础而不可思议了么?

笔者不揣浅陋, 在本文中就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发展, 特别是《劝世良言》一书的基督教思想对他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怎样的影响与作用, 提出一些新看法。二、洪秀全早年思想的基础是两种对立倾向的复杂混合体

在分析基督教对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影响前, 有必要首先对洪秀全在1843 年认真阅读《劝世良言》、接受基督教影响之前的思想状况作一分析。

笔者认为, 由于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个人阶级地位、生活道路的作用, 洪秀全早年思想的基础是两种对立思想倾向的复杂混合体: 一方面, 洪秀全因自小受到封建正统思想文化教育, 深受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影响, 形成了读书赶考、入仕做官、忠君兴邦、施展抱负、光宗耀祖的理想与愿望——这正是他自1827 年至1843 年连续多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思想基础。但另一方面, 洪秀全又不同于当时许多安享尊荣、终生迷恋科举仕途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出身于一个比较贫苦的农家, 生长在鸦片战争前后广州近郊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与时代氛围中, 他在接受儒家正统思想灌输的同时, 又接受了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非正统思想的影响, 产生与形成了多种“异端”思想因素: 他同情农民的贫困与不幸, 熟知农民对获取土地、争取社会平等的强烈愿望; 他关注着在西方殖民者威逼下的民族危机与民变四起的社会危机, 憎恶满清统治与不公不平的社会丑恶现象; 他熟读中国历史,“明主敲诗曾咏菊, 汉皇置酒尚歌风”[3] (p. 839) , 对刘邦、朱元璋等开国皇帝以一介平民兴兵起义、逐胡虏、夺江山、取而代之、改朝换代、称帝为王的业绩心向神往; 尤其是他人生道路的坎坷、科举考试的一再失败, 更使他产生了对社会现实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愤恨乃至反抗、决裂的思想情绪……这些“异端”因素共同构成了洪秀全思想中的另一种倾向, 即潜藏的农民造反思想与取而代之、帝制自为的思想。

历史现象看来就是这么奇怪: 如此矛盾与对立的两种思想倾向竟然长时间地同时并存于洪秀全的早期思想中。洪秀全早年思想中的这种内在矛盾, 如同列宁分析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内心矛盾时所说:“不是仅仅他个人思想上的矛盾, 而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4] (p. 23) 具体地说, 乃是他所代表的当时封建社会中农民小生产者阶级“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5] (p. 11) 的典型反映。只不过在长时期中, 即在1843 年以前, 洪秀全思想中的封建正统思想倾向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而不满与反抗现实社会的异端思想倾向则是隐伏的、受压抑的, 只是在遭到重大打击、思想斗争激烈时, 才偶然地、公开地流露出来。

比如在1837 年, 洪秀全在第三次参加广州府试失败后, 身患重病, 在多日昏迷不醒之中,经历了一场“奇异的梦境”: 洪秀全被一位天使引入天国, 见到了一位十分陌生而又庄严神圣、至高无上、法力无边且穿着中国式服装的金须老人。这位老人对他关怀备至, 谆谆教诲, 向他指出妖魔迷乱中国的情况, 并授他以宝剑、印授、美果等“帝皇的徽志”, 要他到人间“奋勇放胆去干”, 斩妖救民, 建立帝王之业, 成为“真命天子”, 如此等等。[3] (p. 843) 洪秀全陶醉在自己崇高的政治地位与所向无敌的力量幻想中, 以“太平天子”自居。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种(被抑制的) 愿望的(经过改装的) 满足。”[6] (p. 61) 洪秀全在1837 年的这场病梦, 表明在这时内心深处的农民革命思想与帝制自为思想已是多么的强烈, 一度竟突破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压抑与束缚, 如此不可遏止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同时, 洪秀全的这场“异梦”还表明, 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君权神授”思想, 深深地影响着这位胸怀帝王之志而又充满疑虑的农村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每个新王朝的开国皇帝或起义首领, 都曾演出过“天子授命于天”的神话场面, 从“尧眉分八彩, 舜目有重瞳”, 到篝火狐鸣、苍龙赤帝、符　谶语、紫微托生等等, 这类记载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正史、野史乃至如《水浒传》一类的文艺作品中, 几乎比比皆是。洪秀全对此是十分熟悉也是十分崇信的。他始终深信中国的这个古老的“真理”: 只有“荣膺天命”、得到神的支持的人, 或者是“上天之子”, 才能成为现实社会中的君主帝王。因此, 当他一度狂热地沉缅于农民革命与帝制自为思想中时, 可想而知, 他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得到上天的启示和神的支持啊!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洪秀全果然在病梦中, 按照自己的愿望, 见到了神人, 取得了他所迫切需要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支持。当然, 虽在此前一年, 即1836 年, 洪得到过一本《劝世良言》, 但并未细看, 因而还未受到基督教的思想影响, 因而他也就不可能把他梦中见到的神人当成上帝——这就是洪秀全在1837 年病梦中见到的一位十分崇高、却又不明身份的金须老人的喜剧场面。三、1843 年: 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确立

然而, 1837 年的洪秀全, 作为一位在满清专制政治重压下生活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农村知识分子, 虽然一度流露出强烈的农民革命思想与帝制自为思想, 甚至还有君权神授思想,但都是不稳定与不坚定的。他必然要承受极其强大与沉重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大逆不道”、杀身灭族的政治迫害大祸与几千年传统的纲常伦理思想的束缚。要战胜这些压力, 要冲破这些束缚, 洪秀全必然要经历一场异常激烈、异常深刻的思想冲突: 他既自命不凡, 却找不到个人的出路; 他对现实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不满并企图反抗, 可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 不能不有种种顾虑; 他失去了旧日的信仰, 却找不到新的归宿; 他力图摆脱旧的传统束缚, 可又只能到梦里去寻找新的思想支持……。正是在这种极度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中, 政治上还没有完全成熟、思想上还未完全定型的洪秀全, 不能从精神矛盾重压下得到解脱——他终于精神恍惚, 生了四十余天大病, 做了一场“异梦”。当他从梦中醒来后, 严酷的现实使他逐渐冷静下来。“秀全之健康既已恢复, 其人格与外貌, 均日渐改变, 彼之品行谨慎, 行为和蔼而坦白”。[3] (p. 851) 他变得更加谨慎而深沉了。此后, 他继续担任塾师, 甚至还于1843 年又一次去参加了清廷科举考试。

应怎样评价洪秀全在这几年的思想? 能否因他于1843 年再次应科举试, 就断言他此前毫无反清革命思想, 或完全丧失了曾有过的反清革命思想? 否! 笔者认为: 在这几年的时间中, 洪秀全在其表面的平静背后, 其内心深处的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不仅继续存在, 而且更深入。洪秀全正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徘徊、思考、摸索着。

首先, 我们应当承认, 洪秀全在这几年中对统治者还没有完全失望。他在1843 年再次应试, 表明他科举入仕的封建正统思想, 虽历经打击, 却又一次复活并且膨胀起来。它也表明了封建社会中一个农民小生产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因袭负担的沉重与思想发展的艰难曲折。要知道, 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与腐蚀性, 曾牢笼与瓦解了无数的有志之士。洪秀全也难以逃避这个社会规律。因为通过科举入仕毕竟是当时一个普通读书人较为平坦快捷而没有风险的人生道路与美好理想。

但是, 另一方面, 我们更要看到, 在这几年中, 洪秀全对满清政权的不满与反抗思想始终潜藏着:“在私人谈话时, 有时尽吐其心腹之思想, 由此可见其病时奇梦之印象常不能忘却于其心中也。”[3] (p. 853) 他始终没有忘却那场“异梦”, 没有抛弃潜藏的农民革命思想与取而代之的帝制自为思想。而在1837 年到1843 年这几年中, 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动荡与严重危机的时期:英国对华发动的鸦片战争将清政府的反动腐败暴露得淋漓尽致, 近在咫尺的广州战火与政坛风波, 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封建剥削的加深与人民苦难的加重, 1842 年连续发生的湖北钟人杰起义和安徽捻党起义, 两广地区天地会活动的加剧……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强烈地刺激着、影响着洪秀全这个雄心勃勃而又屡遭创痛、正在人生十字路口矛盾徘徊的知识分子。他内心中的反抗意识在日日增长着, 只是不肯轻易流露罢了。后来洪仁曾回忆洪秀全在这段时期中的真实思想:

昔吾从游真圣主, 每与谈经论道, 终夜不倦……论时事则慷慨激昂, 独恨中国无人, 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予问其故, 则答以难言; 再三问之, 则谓弟生中土, 十八省之大, 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 以五万万之花(华) 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 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 收花(华) 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 一年如是, 年年如是, 至今二百年, 中国之民, 富者安得不贫? 贫者安能守法? 不法安得不向伊犁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 兴言及此, 未尝不拍案三叹也。[7] (p. 570)

随着时间的推移, 洪秀全内心中这两种矛盾与对立的思想倾向的斗争日益加剧与深入。当他还对清统治者存有幻想时, 他就必然要尽量压制他的不满与反抗意识; 而当他对清统治者的幻想一次次破灭后, 他内心中潜藏的不满与反抗意识就会日益强烈。终于, 到了1843 年, 即洪秀全三十岁那年, 他又一次在应试中遭到惨败。这已是他一生中第四次应试失败了。从十六岁到三十岁, 他满怀热忱科举应试, 其结果是失败接着失败; 瞻望前途, 也必然还是失败。当权的统治者是不会给他这个贫贱知识分子以半点恩遇和任何出路的。备受精神打击、内心矛盾多年、政治日益成熟的洪秀全, 终于在这次应试失败后, 最后和清政府决裂了。今后唯一的道路就是造反, 并以自我为中心取而代之, 建立一个能实现千千万万农民小生产者理想的新王朝。洪秀全内心中潜藏多年的农民革命思想与帝制自为思想, 再次猛烈地燃烧起来, 而且再也不会熄灭了。

据史料记载, 洪秀全在这次应试失败归途中, 写下了一首著名的反诗:“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 飞腾六合定乾坤。”[8] (p. 848) 据说洪秀全归家以后, 还“气愤填膺, 怨恨谩骂, 尽将书籍掷弃地上, 悻悻然”, 并且宣称:“不考清朝试, 不穿清朝服, 让自己来开科取士吧! ”[9] (p. 23)

这些史料表明, 在1843 年, 洪秀全的农民革命思想与帝制自为思想终于确立并定型了。四、《劝世良言》的主要作用——一种现实而又全新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支持

洪秀全在1843 年完全确立起反清革命思想与帝制自为思想以后, 必然再次要遇到一个十分严肃、十分迫切、无法回避的思想问题: 君权神授。当他在1837 年第一次燃起革命思想火花时, 就曾在病梦中到上天寻找神的支持; 而现在, 在1843 年, 当他完全确立起反清革命与帝制自为思想以后, 当他要将这种思想付诸行动以前, 就更必须要解决这个老问题: 自己的这个十分伟大又十分危险的反清革命与帝制自为理想符合天意吗?自己能得到上天的支持、荣膺天命当此大任么? 他首先要说服自己, 然后才能说服别人与号召群众。封建社会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和思想, 使洪秀全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政治愿望的本质。他只能从传统的“君权神授”天命观中去寻找答案。

然而, 洪在数年前在一次病梦中得到的神的支持, 在这时显然是远远不够了。梦毕竟是梦!洪秀全准备在现实中进行反清革命活动, 以达到取而代之、帝制自为之目的, 就必须得到一个更确实具体的、更现实可靠的神的支持。只有这样, 他的反清革命与帝制自为活动才有神学依据, 才能更加坚定与充满必胜的信心。

然而, 迷信而富于幻想的洪秀全到哪里去寻找理想的神的支持呢?当时中国传统的上天诸神与儒教孔子之流, 肯定是不会给洪秀全以支持的。北京的满清皇帝以天子之尊, 与中国传统诸神佛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可恶的文昌、魁星与孔子甚至连科举功名都不赐于洪秀全, 更遑论支持他成就帝王大业!

洪秀全也曾到三合会之类的民间教门会党团体的教义和仪式中寻找神的支持。虽然这些民间教门会党的教义与仪式曾满足了不少农民领袖起义称王的愿望, 但志向远大的洪秀全却嫌它们过于陈旧了。洪说:“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 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 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 果然不错的; 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 我们可以仍说反清, 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 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 当开创新朝。……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3] (p. 868)

就在这时, 洪秀全无意中读到了《劝世良言》, 从基督教的神学体系中寻得了一位万能的上帝——种全新的、现实而又具体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支持。

就在洪秀全于1843 年最后一次应试失败、在异常的气愤与激动中宣告与统治者彻底决裂后不久,“其中表李某一日参观其书柜, 偶于其藏书中抽出《劝世良言》, 随问秀全其书之内容,秀全答以不大知得”。[3] (p. 869) 从这记载中可知, 在洪秀全已立志反清革命时, 他对基督教知识还一无所知。那种认为是基督教唤起了洪秀全革命思想的说法, 完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劝世良言》一书对洪秀全确实发生了巨大作用: 在洪秀全中表李敬芳读完此书后,“还诸秀全,即谓此书内容奇极, 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 秀全乃潜心细读之, 遂大觉大悟”。[3] (p. 870)

好一个“大觉大悟”!

像《劝世良言》这样一本旨在宣传基督教教义、编写得十分粗糙浅陋的宗教宣传小册子, 洪秀全从1836 年得到它以后, 七、八年都未对其产生兴趣、也未受其任何影响, 怎么现在突然就发生如此神奇的作用, 使洪秀全一下子就接受了他前所未见的异国宗教?使一个充满强烈政治欲望的人一下子就拜倒在出世脱俗的宗教面前? 若不从洪秀全的内心思想发展中去寻找它深刻的原因, 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笔者认为,《劝世良言》在这时之所以一下子对洪秀全产生巨大的影响, 是因为这本书给刚刚确立起反清革命志向的洪秀全, 提供了他当时正十分需要的、并符合他愿望的一种崭新的宗教教义与思想内容:《劝世良言》中对中国封建科举制度的谴责,“即如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 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 乃至七十、八十岁, 尚不能黉门为秀才呢? 还讲什么高中乎?”[10] (p. 16) 必然引起了正愤于科场失意的洪秀全的强烈共鸣;《劝世良言》中宣扬的“上帝子女人人平等”的说教,“世上万国之人, 虽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 但在天上神父之前, 以万国男女之人, 就如其子女一般”, [10] (p. 19) 符合洪秀全的农民小生产者对平等、平均理想的向往;《劝世良言》中对中国传统的儒、道、佛与神仙鬼怪的强烈排斥与否定, 又适应了洪秀全当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情绪……

但是,《劝世良言》此时最能吸引洪秀全的特别重要的思想内容是, 向洪秀全介绍与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万能的“独一真神”——上帝, 提供了一个现实、具体的强有力的神的全力支持。这个新的世界主宰, 显然是和中国传统的、支持现存统治者的神圣——从神佛到孔子, 都是格格不入与根本对立的, 其神力也远远超过那些神佛与孔子。这对当时已确立反清革命志向、正苦心寻找“君权神授”思想支持的洪秀全来说, 是一个多么迫切需要的新的神的权威啊! 洪秀全要依靠这个外国神的权威来打倒中国传统神的权威, 要依靠这个上天的权威使自己成为人间的权威。

恐惧与希望都会产生神。洪秀全在“潜心细读”《劝世良言》以后, 竟神奇地发现: 这本书展示的基督教神学世界, 和他数年前“异梦”中所见到的天国是如此吻合,“于此书中寻得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之关键, 觉书中所言与其梦中所见所闻相符之处甚多。此时彼乃明白高坐宝座之至尊的老人而为人人所当敬拜者, 非他, 即天父上帝是也, 而彼中年人曾教彼助彼诛灭妖魔者, 即教主耶稣是也; 妖魔即偶像; 而兄弟姐妹即世间人类也”。[3] (p. 872) 在数年前病梦中得到的身份模糊的神人对自己君临天下的支持, 到这时, 变成了具体而又明确的上帝与耶稣对自己君权的支持。洪秀全为迅速解决了“君权神授”这个反清革命的首要问题而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与充满信心,“有此觉悟, 秀全如梦才醒, 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 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 甚为欢喜”。[3] (p. 874) 他认为,《劝世良言》“这本书, 实为上天特赐于我, 所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徒得此书而无前时之病状, 则断不敢信书中所言而反对世上之陋俗; 然而若徒有前时之病而无此书, 则又不能再次证实吾病中所历之真确, 亦不过视为病狂时幻想的结果而已”。[3] (p. 875)洪秀全的农民革命思想、帝制自为思想与君权神授的宗教依据, 在这时终于完满地结合了起来。他确信:“我曾在上帝之前, 亲自接受其命令, 天命归予”;“自己确为上帝所特派以拯救天下——即是中国——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3] (p. 876) 他完全有资格成为取代满清统治者、掌管中国的“真圣主”。

就这样,《劝世良言》的基督教思想, 成为洪秀全用来论证自己君临天下、统治中国的神学依据与宗教信仰。洪秀全终于结束了长期的思想矛盾与苦闷, 获得了思想的升华与超脱——这就是洪秀全在1843 年“潜心细读”了《劝世良言》后“大觉大悟”的全部涵义。洪秀全急切而又虔诚地拜倒在这个梦寐以求、似曾相识、法力无边、赖以所持的上帝面前。他的农民革命思想、帝制自为思想与宗教迷信、君权神授等思想互相交流、互相融合、互相印证、互相改造, 终于奇异地统一成为一个“太平基督教”或者叫“拜上帝教”的中国近代农民革命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用洪秀全当时的话来说, 就是“上帝助吾恢复祖国”。[3] (p. 877)五、结　语

历史有时看起来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劝世良言》这本基督教宣传小册子并不是一本革命的书, 但是却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思想体系的成熟与定型;《劝世良言》不可能给洪秀全提供什么革命思想, 但它却给洪秀全的农民革命思想体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督教“君权神授”的内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而不是仅仅从纯粹的宗教感情, 洪秀全把《劝世良言》当成了“天赐奇书”, 对这新接触到的基督教信仰迅速而虔诚地接受。他很快就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自我受洗入教, 创立“拜上帝会”, 并从这时起全力投入了“拜上帝教”的宣传活动与组织工作。一场打着“上帝”旗号的中国农民起义就这样开始发动了。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2002年5月。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