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国】周敦颐与程颢程颐兄弟
对于周敦颐与二程兄弟的师生关系，历史上说法颇多。本文拟对这些说法作一粗略的考察，以探讨二程从学周敦颐的时间和学到的主要内容。*
一
关于历史上对于周敦颐与二程兄弟的师生关系的说法，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的序录中，有一段总的概括：“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已明言之，其孙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马、邵之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晦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虽疑之，而皆未尝考及二吕之言以为证，则终无据。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则必欲沟而合之，良无庸矣。”[1]
全祖望的这段话倾向性很明显，即他承认二程少年时代曾跟随周敦颐学习过，但是不承认二程的学术思想受过周敦颐的影响。其根据是两条，一是吕希哲（荥阳）、吕本中（紫微）和汪应辰（玉山）等人的说法，一是二程本人对于周敦颐的态度。这里，我们先来分析第一条根据。《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下“附录”中，曾引二吕之言如下：“吕荥阳曰：二程初从濂溪游，后青出于兰。”“吕紫阳曰：二程始从茂叔，后更自光大。”这表明，吕氏祖孙并不否认二程曾从周敦颐受学，不过他们认为，二程的学术思想并没有受周敦颐的影响。“附录”也引了汪应辰的说法：“汪玉山与朱子书曰：濂溪先生高明纯正，然谓二程受学，恐未能尽。”[2]又说：“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尝从学，则无害矣。”[3]这里“受学” 的说法有些含糊，是指从周氏读书还是指接受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不明确。但是全祖望在《周程学统论》一文中，把汪氏的观点转述得更为清楚了：“明道先生传在《哲宗实录》中，乃范学士冲作，伊川先生传在《徽宗实录》中，乃洪学士迈作，并云从学周子。两朝史局所据，恐亦不只吕芸阁《东见录》一书。但言二程子未尝师周子者，则汪玉山已有之。玉山之师为张子韶、喻子才，渊源不远，而乃以南安问道，不过如张子之于范文正公，是当时固成疑案矣。”[4]汪应辰是张九成的弟子，而张九成是杨时的弟子；而杨时则是二程的高足。所以全祖望认为汪应辰距周敦颐“渊源不远”，因此他所说的话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张子”指张载。据《宋史·张载传》记载，张氏青年时代喜谈兵。21 岁时，作《边议》九条，上书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延安州事的范仲淹，请求效力边疆。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5]汪应辰为什么拿范仲淹与张载的关系来比周敦颐与二程的关系呢？这大概与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的一段话不无关系：“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6]这就是说，二程兄弟求道的经历与张载有相似之处，即他们虽然都曾受到高人的指点，但是真正找到“道”是经过自己长期独立探讨，特别是多年出入释、老之后才实现的。但是必须指出，汪应辰的这种比较是形式的、表面的。因为张载之于范仲淹，是偶然的知遇并受其点拨，而二程之于周敦颐，则是遵父命在南安随之受学。因此，不能将周敦颐对于二程的悉心教诲，等同于范仲淹式的点拨。
全祖望也不完全同意汪应辰的说法，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明道行状》虽谓其‘泛滥于诸家，出入于佛、老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得于茂叔之所闻者，亦不能没其自也。”这就是说，二程起码在周敦颐处得到了一个“慨然求道之志”。但是，全氏又认为，二程之所以从周敦颐处所得不多，主要是由于从学的时间太短。他说：“二程子之所以未尽其蕴者，盖其问学在庆历六年，周子即以是岁迁秩而去，追随不甚久也。潘兴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从游者，亦以此。”[7]其实，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但历来的论者都是这样说的，即二程从学于周敦颐，只是在庆历六年（1046）在南安的一段时间。如果我们认真翻阅《二程集》，便可发现，二程兄弟从学周敦颐，绝不止在南安的短短一段时间，他们实际上曾随周敦颐到了郴州。据度正所编的《周敦颐年谱》记载，周氏是于庆历六年冬天移郴县（一说是先任桂阳今汝城）县令的。至庆历八年（1048），知郴州事职方员外郎李初平知周氏贤，不但不以属吏遇之，且从其问学，一年之后，果然有得。关于李初平向周敦颐问学一事的最早记载，就是出自程颐的《伊川杂录》：“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若一日有所得，何止胜读十年书也？尝见李初平问周茂叔云：‘某欲读书，如何？’茂叔曰：‘公老矣，无及也。待某只说与公。’初平遂听说话，二年乃觉悟。”[8]这段话中所说“尝见”的主体，只能是二程兄弟，是他们亲自所见。如果他们不到郴州又怎能见此情景呢？这种情况说明，二程兄弟至少在庆历八年（1048）或皇祐元年（1049）又曾随周敦颐问学。这一事实，在时间上，与程颐说程颢“自十五六”、朱熹说程颐“年十四五”受学于周敦颐，也大体上是相当的。《宋元学案·明道学案》附录中说：“十五六岁与弟伊川受学于濂溪，即慨然有为圣贤之志。尝自言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意。”[9]这里讲“再见”，也决不是指在南安之再见，因为在南安从学，只能是“初见”，既然他们师生还有在郴州之相聚，则这个“再见”就好理解了。还有一个事实可证，即《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记程颢说的一段话：“吾年十六七，好田猎。既见茂叔，则自谓已无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陷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复见猎者，不觉有喜心，乃知果未也。”[10]程颢第一次从学于周敦颐，是庆历六年，其时还只有十四岁。这里明确地说自己“十六七”还好田猎，那么“既见茂叔”只能是第二次从学的事。肯定了这一事实，我们对于桂阳（今汝城）县不但有一些周敦颐的遗迹，而且有一些二程的遗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二
全祖望在反驳汪应辰关于二程在南安向周敦颐问道，“不过如张子之于范文正公”时，说过一句话：“虽然，观明道之自言：‘自再见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则非于周子竟无所得者。”这句话清楚地表明，全氏虽然不承认二程的学术观点受过周敦颐的影响，但是认为在人生境界或思想境界方面还是有些影响的。所谓“吾与点也”的典故，出自《论语·先进》：有一天，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等四人与孔子坐在一起讨论人生理想。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志向都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有曾晳说，他的志向与他们三人的不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很欣赏他的这种理想，说“吾与点也！”孔子赞赏曾晳的这种态度，正好反映了他们师生向往那种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境界。二程兄弟自从在郴州之地“再见”周敦颐之后，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呤风弄月以归”的人生理想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就鲜明地表现在程颢的《偶成》一诗之中：“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11]文集注明此诗作于程颢任鄠县主簿。但《汝城县志》却说是二程从学濂溪至汝城时所作，后人为纪念此事，还将距该县县城五里之处的一个江口称为“予乐窝”、“予乐湾”。
周敦颐的天人合一人生理想境界，还体现在他爱护自然环境，乐观生物气象的“顺化”思想。《通书·顺化》中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这种“顺化”的态度，在实际生活中，就表现为爱护自然生物，注意顺应自然。《二程集》中所记二程语录中就有“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观驴鸣，亦谓如此。）[12]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周茂叔看）。”[13]周敦颐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了二程兄弟。《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就曾记载张横浦（九成）说的程颢爱护生物的一些情况：“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唯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知自得意，此岂流俗之见可同日而语！”[14]程颐也有类似的言行。据《宋元学案·伊川学案》记载：“上（指哲宗）在宫中漱水避蚁，先生闻之，问：‘有是乎？’曰：‘然。诚恐伤之尔！’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一日讲罢未退，上折柳枝，先生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15]如果说以上所论，主要是讲二程受周敦颐的思想影响，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的话，那么他们遵照周敦颐的指示，寻找颜子乐处，则是要追求一种更高的思想修养境界。二程语录中记载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6]周敦颐在《通书·颜子》章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周敦颐虽然讲颜子所乐者为“大”，但这个“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并没有说。所以对于颜子“所乐何事”的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具体进行探讨的。程颐曾明确表示，这个“事”不是一般的“道”。《宋元学案·伊川学案》附录中记载：“鲜于侁问：‘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不知所乐者何事？’先生曰：‘寻常道颜子所乐者何？’侁曰：‘不过是说所乐者道。’先生曰：‘若有道可乐，便不是颜子。’”[17]对于程颐这一说法，刘宗周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便说乐道，亦是。只看道是何等物。”[18]这说明，在刘宗周看来，道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有各种具体的表现，只要人们乐对了有用的那一种，也未尝不可。而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正是讲的要学好“至圣人之道”，即达到到圣人境界的方法。
程颐的这篇的论文，是他十八岁游太学，按胡瑷出的一道考试题而作的。由于在此以前，程颐已经从周敦颐处知到了颜子所乐为何事，所以写此文就得心应手，特别有心得，使胡氏看了之后“大惊”。对于这个奥秘，刘宗周是看出来了的，所以他说此文是“伊川得统于濂溪处。”[19]在这篇文章开头，程氏指出：“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所谓“独好”者，当然也就是“独乐”者。颜子之所以能够坚持箪食瓢饮，在艰苦的环境下不改其乐，正是因为他的心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学以至圣人之道”的崇高理想。
三
度正在《周敦颐年谱》中在谈到二程兄弟曾从学于周氏之后说：“其后先生作《太极图》，独手授之，他莫得而闻焉。”全祖望指出，此说出自张载：“张宣公谓《太极图》出于二程子之手授，此固考之不详。”[20]况且，从二程兄弟从来不提《太极图》一事，也可以说明此事之不可靠。但是我们认为，也不像全祖望所说的那样，二程在学术观点上，没有受周敦颐的一点影响。恰恰相反，只要深入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二程的某些具体学术观点，也是受过周敦颐影响的。这里，我们仅以学圣一事说明之。
其一，曰“圣人可学而至”。既然周敦颐教二程寻颜子乐处，就是要“学以至圣人之道”，那就要肯定一个前提，即圣人是可学而至的。对此，周敦颐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在《通书·圣学》章说：“‘圣可学乎？’曰：‘可。’”而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的回答与周敦颐如出一辙：“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当然，他们师生所讲的学圣人的途径，从表面上来看，是有差别的。但是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们所强调的途径，都是要“正心”。程颐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而所谓“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21]周敦颐的学圣人之“要”则叫做“一”、叫“无欲”。这种“一”和“无欲”的实质，也就是要正心。所以周氏说“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几乎！”所谓“静虚”和“动直”的对象，都是心，心“静虚”则能“明通”，心“动直”也才能“公溥”。其二，学习圣人的方法论——由“主静”到“主敬”。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可见，在周敦颐看来，圣人的基本方法论就是“主静”，所以学习做圣人的方法论也应该是主静。对此，二程兄弟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但是又有所发展。《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将程颢答复张载问性的一封信题为《定性书》，作为程颢的主要著作加以介绍。对于程颢的这篇文字，刘宗周有一段评论：“此伯子发明主静立极之说，最为详尽而无遗也。稍分六段看，而意皆融贯，不事更端，亦不烦诠解。今姑为之次第：首言动静合一之理，而归之常定，乃所以为静也。是内非外，非性也；离动言静，非静也。…… .合而观之，主静之学，性学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圣人常寂而常感，故有欲而实归于无欲，所以能尽其性也。常人离寂而事感，离感而求寂，故去欲而还以从欲，所以自汩其天也。主静之说，本千古秘密藏，即横渠得之，不能无疑。向微程伯子发明至此，几令千古长夜矣。”这说明在刘宗周看来，程颢继承了周敦颐的主静说。但更多的学者认为，二程兄弟对周敦颐的主静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元代学者吴澄说：“程子初年受学于周子，周子之学主静，而程子易之以敬，盖敬则能主静矣。”黄宗羲则说得更加具体：“自周元公主静、立人极开宗，明道以静字稍偏，不若专主于敬，然亦唯恐以把持为敬，有伤于静，故时时提起。伊川则以敬字未尽，益之以穷理之说，而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又曰‘只守一个敬字，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然随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合内外之道’，盖恐学者作两项工夫用也。舍敬无以为义，义是敬之著，敬是义之体，实非有二，自此旨一立，至朱子又加详焉。”[22]黄宗羲的这段分析，将理学方法论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勾画了出来。
其三，圣人之道的具体内容，是仁义中正。周敦颐在《通书·道》中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矣。”在《太极图说》中，周敦颐还把这种仁义统一的思想当作做人的最高标准，即“人极”：“圣人定之以正中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程颢对周氏的这种仁义统一的思想，是充分肯定的。他说：“仲尼言仁，未尝兼义，独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孟子言仁，必以义配。盖仁者体也，义者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语道矣。世之所论于义者，多外之，不然则混而无别，非知仁义之说者。”[23]这说明，在程颢看来，仁与义的关系是一种体用关系，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内外关系，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程颢突出地论述了“识仁”的重要性：“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24]这表明，程颢在继承周敦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发展。
【注 释】
[1]《宋元学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480 页。
[2]《宋元学案》第一册，第520—521 页。
[3]《宋元学案》第一册，第650 页。
[4]《宋元学案》第一册，第532 页。
[5] 转引自《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385－386 页。
[6]《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638 页。
[7]《宋元学案》第一册，第532—533 页。
[8]《二程集》第一册，第278 页。
[9]《宋元学案》第一册，第573 页。
[10]《宋元学案》第一册，第520 页。
[11]《二程集》第二册，第476 页。
[12]《二程集》第一册，第60 页。
[13]《二程集》第一册，第83 页。
[14]《宋元学案》第一册，第578 页。
[15]《宋元学案》第一册，第590 页。
[16]《二程集》第一册，第16 页。
[17]《宋元学案》第一册，第647 页。
[18]《宋元学案》第一册，第559 页。
[19]《宋元学案》第一册，第644 页。
[20]《宋元学案》第一册，第532 页。
[21]《二程集》第二册，第577—578 页。
[22]《宋元学案》第一册，第651—652 页。
[23]《宋元学案》第一册，第556 页。
[24]《宋元学案》第一册，第540 页。
（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1月第26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