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钿】评中外学者论王充
王充及其《论衡》在封建时代，“攻之者众，好之者终不绝”仪四库全书总自提要·论衡》)。到了现代，情况又是如何呢?变成了“好之者众，攻之者终不绝”。曳所谓攻好并存，毁誉交加。公认的是:王充为汉代学界之一奇人，《论衡》为汉代学界之一奇书。奇在何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汉代奇人
现代，中外学米交流广泛。在这种交流中，王充受到重新审视和评论。首先，西方学者喜欢说主充像西方古代某一学者。有的说王充在“灵魂论”方面，可以“与柏拉图相提并论”;从王充批评儒道两家的谬见和扫除当时流行的一切社会迷信来看，有人认为王充“无疑乃为中国之伏尔泰气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引霍克氏DoctorForke语)。伏尔泰和王充在反对迷信方面是有一致之处的。苏联学者阿·阿·彼得洛夫则认为王充跟希腊伊壁鸿鲁一样，他写道:“马克思给伟大希腊思想家伊壁鸡鲁的评语，可以应用到王充身上。马克思写道，伊壁鸿鲁乃是‘古代真正的、急进的启蒙思想家，他公开地抨击了古代宗教。……’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迷信和愚昧无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真实知识的宣扬者—王充，同样是中国古代真正的、急进的启蒙思想家。”(《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结论，科学出版社1勺56年版)中国学者认为王充和培根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蒋维乔说王充“能使我国思想的趋势一变，并且所变的方面，还是由神秘而实在的，和培根的情形大略相同，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伟大功绩!（《中国哲学史纲要》，台湾中华书局1975年版)培根强调经验，王充强调证验;培根提出假相说，揭露神学、唯心主义及一切谬误的根源，王充提出天道自然论，批驳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培根是近代归纳逻辑的主要创立者，王充是古代东方逻辑大师;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而王充提出“知为力”，表达了同一思想。不同的是，培根不是无神论者，而王充是，可谓大同小异。有位逻辑学家说王充是中国的培根。王充比培根早一千五百年，我以为应该说培根是英国的王充!
二、执着求真
王充在《论衡》中有“九虚三增”，主要是批评书籍中的虚妄言论和增饰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疾虚妄”。“疾虚妄”是为了求实诚，也就是求真。他说:“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蹂。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上充出」1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今吾不得己”而著《论衡》(《对作》)。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思潮弥漫于西汉思想界。东汉时代，连附会经书的诚纬也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桓谭由于不相信截纬，就算犯了“非圣无法”的大罪，差点被杀头，许多学者埋头于钻研经书，作章句之学。另一些文人追求利禄，热衷于荒谬的谴纬迷信。在这种经学时代，孔子是全社会崇拜的大圣人，一切都被神化了。王充认为当时“说圣太隆”，写下《问孔》、《实知》、《知实》等篇，对神化孔子的各种错误说法进行详细的分析批判。王充因此遭到封建时代的许多学者的非难。现在有人为他辩解。黄云生说:“仲任虽有崇道之言，而尊儒之语，则更过之;虽有褒黄老之学之笔，而美尧、舜、孔、孟之文，则远超其上。且其一生落魄，勤于学问，力于著作，无黄老之操，有孔孟之行，不应列之于道家，惟宜归之于孔门。”“仲任生当儒教迷信泛滥，丧失本真之世，借道家之言，以攻儒者之蔽。”“其实，《问孔》《刺孟》二篇，皆为破汉儒守师信古、不能怀疑问难而作启发，非为贤者立论。学者不察其衷，每执此以难仲任，致仲任多蒙不白之冤。呜呼!此所谓心者诚难知，而理者诚难论乎!”(《王充评论》，三信出版社1975年版)黄云生认为王充是真正的儒家，只是为了儒家的纯洁而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被误认为是反儒家者受到谴责，蒙不白之冤。日本学者狩野直喜认为王充是批评了儒家。他写道:“王充其人不仅奇矫，其持论亦与一般儒者大异其趣。如《问孔》《刺孟》二篇即其一例。向米中国之学者，皆因其肆无忌惮地批评孔孟，故动辄兴师问罪。但近时西洋之中国学者，却因此而激赏之。梅耶氏曾云:王充乃一位哲学家，或许为中国哲学家中最具新颖、最有思想者。”(《中国哲学文》，岩波书店出版)中国学者也有“激赏”的，如梁运华写道:“王充这种敢于冲破传统偏见的束缚，在圣人面前不是跪下，而是挺立起来的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在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的时代，确是一颗思想的明珠。”(《论衡注释·前言》，中华书局1979年版)有的苏联学者说:“王充是汉代名符其实的包罗万象博综古今的天才。简直可以说他的批评的锋刃—不仅是破坏性的而且有建设性的—就没有放过汉代任何一个哲学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科学出版社1956午版)
病理学家、怀疑论者、批判哲学家、自由主义者，这些帽子给王充戴，哪一顶最合适呢?现代学者提出这些称呼都是有根据的。王充善于挑剔社会的毛病，并加分析，当然可以说是社会的病理学家。王充有“九虚三增”探病之作，又有《宣汉》、《恢国》颂褒之文，所以“病理学家”帽子有点小。王充对经、传、诸子、世俗之见都以怀疑目光审视过去，一见虚妄，即加批判，所谓“怀疑论者”、“批判哲学家”，均非无稽之谈。但一经证验，即不怀疑，确属实诚。他对桓谭《新论》就是推崇备至。可见这两顶帽子都有些偏，似乎也不太合适。徐复观以他摆脱博士系统而称为“自由学派”。在汉代经学以外，没有博士系统的任何时代，许多学者是否都可以称为“自由学派”呢?秘康、阮籍、韩愈、柳宗元、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黄宗羲、戴震，他们都很“自由”，与王充有什么区别呢?既有这么多“自由学派”.王充怎么会是“绝无仅有”的一人呢?我以为，王充实事疾妄，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一无依傍，二无党派，只讲是非对错，没有情面忌讳，幽处独居，考论实虚，表现了执着求真的精神。世代学者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都讲实话真话，王充因此成为“绝无仅有”的一人。我以为，王充是一个执着求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官场上敢讲真话的人就更难得了。据陆九渊说法，三代以后，在官场上敢讲真话的，“唯汉赵充国一人而已”。西汉官僚赵充国，东汉学者王充，敢讲真话的两个人都在汉代，实在难得。
三、超前觉醒
胡适、陈丽桂都说王充有“科学精神”。韩通仙认为，王充《问孔》、《刺孟》打破儒者们的偶像崇拜，“颇合于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家及现代美国实验哲学的精神”(((中国中古哲学史要》，正中书局版)。前者指培根，后者指杜威。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说:关于无神论观点，“现代人亦与王充之立场相同”，并且，“王充所提出的问题，可谓已超越乎历史而仍然成为现代人之课题矣。”日本又一学者渡边秀芳说，王充破除汉代诸迷信时，“一一引证，穿微入细，使人感到一种痛快味。所以本书不仅是汉代宗教史上的好史料，在邪教横行的今日，尤有精读之必要。”(《中国哲学史概论》)徐道邻说:“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人能否认的。尤其从现代学术的立场来看，中国过去的思想家在思想方式上、在学术气息上，再没有人比他和现代人更为接厂的了。”又说王充“长于严格逻辑的思考和细微敏锐的观察”，又有“非常健全的知识论”，是个“了不起的心理学家”(《王充论》，见《东海学报》第3卷第1期，1961年6月)。黄云生总结说:“就整体而言，《论衡》一书，充满革命之精神，洋溢批判之气息，尊崇怀疑之态度，倡导独立之思考，黯伪存真，劝善惩恶，宗旨实为至大至正。”(《王充评论》，三信出版社，1975年版)。
现代，对王充及其《论衡》虽然好之者颇众，而攻之者仍不绝人。现代攻王充者以劳思光为主要代表。他在《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中对王充《论衡》的评价是“无明确深切之理论或见解”，“理论却浮浅脆弱，对先秦诸家之深切处均无了解，又不能自成一系统，仅可看作一堆批评意见及质疑之语。”“至于近人以‘革命性’一类词语形容(原误印“客”)王充其人其说，则更失之远矣。”“若谓王充为‘有科学思想’之学人，则更属无稽之语矣。”“开出魏晋南北朝清谈之风，王充即此一趋势之代表人物。”(《中国哲学史》，三民书局1981年版)除态度明显，似无可肯定之处。另外一些人则不同，认识有变化过程，评价有前后高低的不同。例如冯友兰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对《论衡》的评价是:“《论衡》一书，对于当时迷信之空气，有摧陷廓清之功;但其书中所说，多攻击破坏，而少建树，故其书之价值，实不如近人所想象之大也。”时隔三十年，他在196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作了新的评价:“正在官方经学和唯心主义阵营努力加强其地位的时候，唯物主义哲学阵营里出了一个大哲学家，王充。他的哲学体系完整，斗争性极强。在两汉哲学斗争的战线上，他是唯物主义阵营的主将，他的哲学体系是董仲舒的哲学体系的对立面。”既是大哲学家，又是斗争的主将，哲学体系完整，斗争性又极强，那么，王充《论衡》的价值，就不可说不大了。到了1975年，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卷二增订再版的“自序”中说:“几十年来，把王充的分量过分夸张了。本书中的《王充论考》一文，目的在使他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在这种揭破的工作中，应当引起研究者乃至读者自身对感情与理智的反省。就东汉思想而言，王充的代表性不大。”
这里有些问题值得探究。首先是代表性问题。就东汉思想而言《白虎通义》最有代表性，它是全国经学家深入讨论再由皇帝裁决的官方文件，它代表统治者的思想。但是，王充是另一方面的代表，代表在野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愿望。而书的价值并不是由代表性的大小决定的，而代表性问题也是变化的。王充思想在东汉代表性不大，在东汉末期至魏晋时代，代表性就大起来了，而《白虎通义》却相反。
其次，有特色的书在社会上的反映也有特点。《论衡》在历史上“攻”、“好”长期并存是一大奇观。倘若将‘攻”、“好”言论细加研究，就会发现其内容和时期都不相同。“攻”主要在伦理方面，不尊敬上天，不迷信圣人，违背了封建伦理。“攻”的时期往往在封建社会比较稳定，思想控制比较牢固、严密的大一统时代。“好”主要在知识学问方面。王充博学多才，雄辩有力。当封建社会秩序混乱思想失去控制，学术界可以平等讨论的时候，王充思想就受到普遍重视。统治者一旦树立权威思想，以势压人，不讲道理，王充思想就被打入“异端”，只有在野的思想家暗地喜好它。在不平等讨论时，思想服从权威。在平等讨论时，思想服从真理。真理的权威只有在平等讨论中才能确立。在不平等讨论中，往往以权威压制真理，或者以权威冒充真理。王充思想的真理光辉在封建统治思想失去权威以后才能大放光芒。由于社会原因，对王充思想的评价会有高低变化，但不能由此而认为王充思想在社会稳定时期代表性不大，价值也不大。
另外，徐复观说:“灾异说把皇帝的精神压得透不过气来”，王充提出天道自然观，“把感应灾异之说打倒了，而一切归于不可知，亦无可奈何的命运。这对于皇帝，对于朝廷，的确是精神上的一大解放，同时也是在政治上他的一大贡献。”但是，历代没有一个皇帝好读《论衡》、也没有一个皇帝读了《论衡》就会“精神大解放”的。徐复观这种说法大概也是“出于想象”上.
当然，徐复观对王充只是有些贬抑，还常常说一些肯定的话，‘如说:王充“在伪中求真”，“不仅是非常合理的态度，而且在研究传说性的历史时，是非常必要的。”对雷的解释，应当算在他所作的各种解释中最好的解释。”实际上，他对潮汐、雨谷、吞蛙等的解释也非常科学、精彩。总之，徐复观对王充有所肯定，肯定的内容要比劳思光多一些。我们认为，王充旨在求真，所以在伦理方面求善和在艺术方面求美讲得少一些。而在知识方面讲求真，特具科学精神。他对自然客观性的信仰、对描述精确性的强调、对理论实证性的注重、对科学创造性的追求，都具备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这些科学精神使得《论衡》才可能在现代科学的时代大放异彩，令人感悟。一千九百多年前的古人而有现代科学精神，说明王充超前觉醒了。正如朱亚宗所说:“王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是远远超越时代的具备了完整科学精神与气质的最早一个思想家。在王充身上，人们看到一种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王充: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载《求索》1990年第1期)在先秦，孟子、庄子、荀子都有很高的哲学水平，在《管子》、《吕氏寿秋》和《墨辩》中都有一些具体科学的内容。但是.它们的科学精神都不太突出，而王充《论衡》则富有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到了近代由于西方科学的传入才被重视起来。在整个封建时代，这种科学精神跟封建思想总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近两千年前，王充就有这种精神，是一种“超前觉醒”。
王充为什么能够“超前觉醒”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能独立思考。他自幼学的就是经书，但他不迷信经书，“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不守师法，不搞章句之学，这样才能摆脱旧学的束缚，冲破世俗的陋见，研讨自己感兴趣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其次，凡事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间题，这是觉醒的根据。他根据温湿生虫的事实驳斥虫灾是所象类的官吏导致的说法。根据潮汐与月亮相应的事实驳斥伍子胃冤魂为涛的传闻。考察雷击现场，以为雷是火而不是天怒，也不是天取龙。这些研究都是首先承认客观实际，并用客观实际来判定理论的真假是非。
董仲舒从当时社会的思想实际出发，用“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形式来论证自己的政见。当近代科学兴起以后，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就没有了立足的地方了，受到广泛的驳斥与批判。王充正与此相反。他从客观实际出发，否定世俗陋见，受到封建时代的俗儒的普遍反对，到了近代以后，由于基本符合科学精神，而受到热烈的赞赏。董仲舒圣其时者，王充显于后世。所谓各得其所哉!由此可见，“超前觉醒”的哲学家、思想家生前必然多苦难，千载之后有知音。苦难生活，忧患意识，是促成“超前觉醒”思想家的重要动力。这是原因之三。
原因之四是王充的博学多才。他对于古今事件、天文地理、诸子百家、经传截纬，无所不通，民间迷信，风俗习惯，也多有了解。这对他来说，是比较分析的重要依据，也是避免狭隘偏颇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历法地理方面的知识.他就无法解释“邹衍一叹，天为陨霜”的现象;如果没有医药方面的知识，也就不能说明楚惠王吞奸而腹疾愈的问题;他还将天文学、气象学、声学等知识运用于反驳与证明，否定天人精神感应，确定天道自然论。王充不但知识丰富，而且能够融会贯通，灵活地用来阐述辩证法道理，以驳斥无稽之谈。王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别人深刻，经得起历史考验，除了博学之外，没有对地位、刊益的任何顾忌，没有奉承上司的念头，这也是他诚心求真，闭门潜思的重要原因。王充《论衡》经过近两千年的反复讨论，反复检验，我们尚未完全认识其中的科学价值，还要继续深入研究。
（原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